古今完人曾国藩

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集古今思想之大成的杂家。同时也被誉为“立德、立功、立言”之三不朽圣人。从古至今，似乎只有王阳明和曾国藩二人获此殊荣。

曾国藩出身于富裕农家，生长在僻远闭塞的山野乡村，仅10年内就从一个七品小官扶摇直上为二品大员，几乎年年升迁，岁岁加官。太平军兴后，他投笔从戎，积极编练湘军，用程朱理学禁锢湘勇官兵的头脑，使不是清廷经制之师的湘军成为唯其马首是瞻的自家军队。他能忍人之所不能忍，历经数次挫折，却折而不挠，以“打落牙齿和血吞”、屡仆屡起的坚韧，最后终于镇压了太平天国运动，成为“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的中兴名臣。

奉旨练勇，以对付太平军

曾国藩，原名曾子城，字伯涵，号涤生，1811年生于湖南湘乡一个小地主家庭。1838年举进士。因成绩优秀，被选入翰林院做了庶吉士。他的老师穆彰阿为他更名为国藩，他亦以国之藩屏自居。

从1842年到1852年这10年中，曾国藩过着闲散安逸的京官生活。期间，在穆彰阿的大力提携下，他担任过翰林院侍讲、侍读、国使馆编修，官职地位虽不低，但无实权。1851年1月，广东花县人洪秀全在广西桂平发动了太平军起义，使“储才养望”的曾国藩有了大展宏图的机会。

太平军起事后屡屡挫败清军围剿，形势得以迅猛发展，并且以势如破竹之势北上捣入湖南，清军绿营（清廷经制之师）的连连失利，使得清廷胆战心惊。时任兵部左侍郎的曾国藩早就认为，绿营将骄兵惰，腐败已甚，不堪一战，如果不经过一番大力裁汰和严厉整训，根本无法担负起镇压太平军之重任。当时他的奏议没有被朝廷采纳。得知太平军已杀入湖南，曾国藩深感事态严重。

鉴于绿营不堪一用，他再次上疏极力主张组建团练武装，以对付日益强盛的太平军。1851年，曾国藩母亲病逝，“丁忧”回家为母守丧的在籍侍郎曾国藩奉旨开始在家乡组织团练。

曾国藩来到省城督办团练，镇压湖南境内的“一股香”、“半边钱”等农民起义武装，最早在湘乡办团练的罗泽南率千余湘勇成为骨干力量，也就是最早的湘军。他依照明朝抗倭戚家军的编制方法，将1000多名湘勇，编为左中右3大营，营下设“哨”，哨下设“队”。每营360人。1853年，曾国藩把衡州府（今衡阳）商船、渔船以及众多水手招募进来，组成了湘军水师，扩大了营的编制，由原先的360人，扩增至500人。这种以营级战斗群为单位的作战编制，从此就成为湘军的定制了。

曾国藩招募勇丁，来自城镇码头的油头市民一律不要，主要是为杜绝市井无赖混入军伍；曾氏认为，湘军兵勇必须是年轻力壮、朴实木讷、不善言辞、来自穷乡僻壤的黑脚杆农民

曾国藩招募湘军兵勇，有着异常严格的规定。一定要有地方（县、乡、村）各级证明，以便清查此人来历及社会关系；二是要遴选技艺娴熟，健壮质朴、最好是不善言辞的黑脚杆农夫，对于油头白面市民，特别是市井无赖，一律不得收用。至于湘军各级将领，更是要由他亲自考察、挑选。他选将的标准是：第一要是读书人，才堪治兵；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淡泊名利，不贪财，不贪功；第四要吃苦耐劳，不怕烦剧。湘军的将帅，大都是曾国藩的至亲好友，或门生故吏。

那么，曾氏编练湘军，招募勇丁时，为何不要头脑活泛、能言善辩的市民？专要质朴木讷、不善言辞的黑脚农夫呢？

清朝时，八旗和绿营是朝廷的常备武装，说白了就是大清正规军；而团练、官勇则是非常备武装；八旗、绿营是朝廷的经制之师，军费肯定出于国库，团练、官勇则基本上由民间筹资，由地方达人、乡绅负责经营。曾国藩既然认为绿营兵已不可用，遂选择了筹办团练（官勇）武装这一特殊形式。

曾国藩在组建“大团”时，曾强调：“

今欲改弦更张，总宜以练兵为要务

”。他同时指出绿营兵制的弊病，将其屡战屡败的主要原因归咎于调遣之法不善，提出了改革军制的主张。他说：

“今日兵事最堪痛哭者，莫大于'败不相救'四字，......虽此军大败奔北，血流成渊，彼军袖手而旁观，哆口而微笑”。

他认为，造成这种积弊的主因是调遣法有大问题。他一针见血地指出：

“当其调兵之时，东抽一百，西拨五十，或此兵而管以彼弁，或楚弁而辖以黔镇，卒与卒不习，将与将不和，胜则相忌，败不相救。危急之际无人救应，谁肯向前独履危地，出万死之域以博他人之一微笑？是以相率为巧，近营则避匿不出，临阵则狂奔不止，以期于终身不见贼面而后快”。

同时他认为，太平军之所以无往不胜，不仅由于其军纪严明，颇得民心，主要还是它内部团结，誓同生死，“

若非练成万人，合成一心

”，断难制此强敌之死命。

为此他认为，绿营的腐败习气已经深入骨髓，很难革除了。所以湘军必须在组织上与绿营彻底割断联系，决不能使湘军染上绿营种种恶习，重蹈绿营覆辙。他在写给朝廷的奏疏中说：

“国藩数年来痛恨军营习气，武弁自守备以上无不丧尽天良，故绝不用营兵，不用镇将”。

曾国藩规定：湘军士兵主要招募健壮、朴实的山乡农民，不仅不招募营兵，也不要城市、集镇码头上油头白面、油嘴滑舌之人，在衙门中当过差的衙役、胥吏之类的“老油条”更不能要。这样招来的兵服从性好，思想单纯，不会偷奸耍滑，不仅作战勇猛，因彼此的特殊关系决不会见死不救。

为了加强对士兵的控制和湘军内部的团结，曾国藩还在两个方面做了规定：一是加强了各级将领的权力，下级必须绝对服从上级，士兵必须无条件服从将官；二是招募勇丁必须以地域原则和私人情谊为准则。曾国藩规定，湘军各个层级的招募，将领由曾氏本人即大帅亲自甄别、挑选，营官由统领挑选，哨官由营官挑选，什长由哨官挑选，勇丁由什长挑选。曾国藩认为，可以利用地域观念或同乡感情以加强团结。这样可以解决绿营坐观友军成败、见死不救的恶习。所以湘军只在湖南招兵，主要是在湘乡、宝庆（邵阳）、衡阳、以及长沙等地募兵，其中湘乡、宝庆最多。

就这样，湘军将士由地域、私人关系而相互招引，将官由大帅凭个人感觉、好恶任免，官与官、官与兵、兵与兵之间也都靠同乡、同事、师徒、亲戚、朋友等私人关系或感情相维系，遂形成了湘军各树一帜、各护其长的风气，因彼此间都是同袍，在战场上就不会发生逃跑或“败不相救”的恶事。

理学名臣曾国藩还对湘军采取“

训家规

”的思想统治办法，加强封建伦理纲常和乡土感情的培育，以此来团结士兵，为己所用。这样，湘军通过严密的封建宗法组织和严厉的家长制管理，将一大群洗脚上田的山野农夫、乌合之众训练成为一支军纪严明、能“

扎死寨、打呆仗

”、极具战斗力的私人军阀武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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