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在阶层流动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它不仅是朝廷吸纳精英参政的途径，也是百姓改变社会地位、人生命运的机遇。明朝初建时，朱元璋采用举荐选拔人才，后因地方控制不力，他下令开启科举取士。科举制度分为乡试、会试、殿试和童生试，逐步选拔人才，如张居正、杨廷和、解缙等便因科举跻身仕途。

科举考试分为几个级别，童生试为入学考试，通过者可进入学习。乡试合格者成为举人，第一名解元方能参加会试。会试录取前三百名，第一名为会元，其余为贡生。这些贡生需参加殿试，前三名为状元、探花、榜眼，其余按名次获得进士或同出身。中举者迎来铨选和漫长的官场生涯。

科举成绩直接关系到官员最终职位。一甲三人和庶吉士通常成为修撰、编修等职，有望进入阁中。其他考生则被分配为主事、知县等。官场发展取决于经营和奋斗，但考试成绩直接影响晋升。一甲三人和庶吉士通常能成为三品官，二、三甲者则多为五品官，少数成为二品封疆大吏。

历史上，明朝的科举考试充满了各种故事。有两次会试前五名全部成为翰林或庶吉士，突显了他们的实力。然而，入选并非决定性因素，官场仍需能力和机缘。明朝出现过多位翰林、庶吉士和内阁大学士，其中一次隆庆年间更是出现七名内阁大学士，十八人成为尚书，五十二人成为三品官，可谓前所未有的盛况。

学习提升了上限，决定了下限，但并非能力的唯一体现。官职高并不代表历史贡献。海瑞只是举人，却留名青史；杨继盛三甲出身，因刚正不阿而有美名。相比之下，一甲、二甲进士大多默默无闻。

科举制度在古代中国社会有着深远影响，成为阶层流动的重要通道，同时也造就了无数人的命运，然而，它所代表的官场并非唯一评判能力和价值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