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50年寒冬，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震动了整个大清王朝。时年十二月初九，权倾朝野的摄政王多尔衮在古北口外狩猎时突发疾病，最终在喀喇城（今河北承德）不治身亡。消息传回紫禁城，年轻的顺治帝福临表现出令人玩味的复杂反应。

据《清世祖实录》记载，顺治帝震悼，亲自前往东直门外五里迎接灵柩。在漫天飞雪中，这位少年天子身着素服，以最高规格的丧仪祭奠这位皇父摄政王。更令人瞩目的是，顺治帝追尊多尔衮为清成宗，谥号懋德修道广业定功安民立政诚敬义皇帝，几乎给予帝王般的尊荣。这一系列表面功夫，似乎都在彰显着叔侄情深。

然而历史的反转来得猝不及防。短短两个月后，顺治帝突然翻脸，不仅褫夺所有追封，更下令开棺戮尸。据目击者描述，多尔衮的尸首被拖出陵墓时，顺治帝亲自执鞭抽打，最后还将首级悬挂于城门示众。如此剧烈的态度转变，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权力博弈？

时间回溯到1643年八月，清太宗皇太极猝然驾崩，留下未定的储君之位。朝堂上迅速形成两大阵营：以多尔衮为首的三兄弟集团（多尔衮、阿济格、多铎）控制着两白旗；而皇长子豪格则获得两黄旗及济尔哈朗的支持。双方在崇政殿对峙时，两黄旗将领甚至佩剑上殿，誓言若不立先帝之子，宁死从先帝于地下。

在这场剑拔弩张的权力角逐中，时年31岁的多尔衮展现出惊人的政治智慧。他敏锐地意识到，若强行登基必将引发内战，于是提议由年仅六岁的福临继位。这个看似退让的决策实为以退为进——通过摄政王的身份实际掌控朝政。据朝鲜使臣记载，当时多尔衮坐于殿上，诸王皆跪，已然显露僭越之态。

入主北京后，多尔衮的权势达到顶峰。他先是借故削去济尔哈朗的辅政之位，又在1648年以莫须有罪名将凯旋的豪格下狱。据《清史稿》记载，豪格在狱中暴卒，实为多尔衮派人用弓弦勒死。更令顺治难以忍受的是，多尔衮竟将豪格的福晋纳为己有，这种羞辱皇族的行径彻底激化了矛盾。

权力膨胀的多尔衮逐步突破君臣界限。从免除跪拜礼到改称皇父摄政王，从使用皇帝仪仗到私制龙袍，每一步都在挑战顺治的底线。现藏于故宫的《多尔衮摄政日记》显示，他常在酒后自比周公，暗示孺子可教。这些举动在深受儒家教育的顺治眼中，无异于谋逆的征兆。

转折发生在1650年冬猎期间。据太医脉案记载，多尔衮因坠马导致风疾发作，实际上可能是高血压引发的脑溢血。当其死讯传来，13岁的顺治在乾清宫独坐整夜。贴身太监回忆，皇帝时而垂泪，时而冷笑，最后撕碎手中的《资治通鉴》，喃喃道：天意如此。

亲政后的顺治展现出与年龄不符的政治手腕。他首先拉拢多尔衮旧部苏克萨哈，通过其揭发多尔衮私藏龙袍的罪证；又启用被压制的济尔哈朗，借其串联两黄旗势力。在1651年二月的朝会上，顺治突然发难，当众宣布多尔衮十四条大罪，包括谋篡大位僭用御物等。据《东华录》记载，当时举朝震悚，曾经的多尔衮党羽纷纷跪地请罪。

这场政治清算的残酷程度令人咋舌。除毁墓鞭尸外，多尔衮的正白旗被拆分，其亲信刚林、祁充格等被处斩。颇具讽刺意味的是，顺治在铲除多尔衮势力后，却继承了他的集权政策：废除议政王会议，限制诸王权力，确立乾纲独断的统治模式。正如史学家孟森所言：世祖之政，实多袭摄政王故智，惟去其逼己者耳。

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这个被挫骨扬灰的逆臣，在百年后的乾隆朝竟获得平反。1778年，乾隆帝下诏肯定多尔衮定鼎中原之功，恢复其睿亲王封号。这段跌宕起伏的历史，不仅展现了权力斗争的残酷，更折射出清代皇权政治的演变轨迹。正如顺治在《罪己诏》中所言：朕与王，非独君臣，实有父子之谊。然祖宗之法不可废，社稷之重不可轻。这句话道尽了帝王之家的无奈与决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