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政委曾经说过：在解放战争期间，二野中谁的功劳最大？我认为是王近山同志。 这句话并非出于客套，王近山确实功不可没。他曾担任过六纵司令员和12军军长，始终跟随野战军作战。在每个关键时刻，刘邓首长都会派遣六纵执行任务，而王近山从未让领导失望。无论是冲锋、攻坚，还是断后，他都完成得非常出色。

六纵原本下辖16、17、18三个旅，16旅的旅长先后由韦杰和尤太忠担任，17旅的旅长是石志本和李德生，而18旅的旅长始终由肖永银担任。王近山和肖永银配合的时间最长，两人关系也非常密切。 然而，奇怪的是，当中央决定让王近山指挥第三兵团参加抗美援朝时，肖永银，作为老六纵的成员，差点没能随部队一起入朝。最终，肖永银找到了老首长刘伯承帮忙，王近山才勉强同意。两人虽然是关系极好的战友，但却因为一些原因产生了隔阂，甚至有了埋怨。这个矛盾的根源，实际上与二野挺进大西南后的种种变化密切相关。

解放战争后期，尽管国民党在西南集结了大军，但由于缺乏战斗意志，敌军很快就被消灭，只剩下了一些散兵游勇。随之，二野的任务也发生了变化，目标变得更加侧重于稳定。1950年初，12军进驻重庆，既要维持当地治安，也要帮助恢复生产建设。 但有些干部在进城后，思想开始发生变化。他们认为自己已经吃了多年的苦，应该享受一些安逸生活，尤其在婚恋方面，一些干部与城里的年轻女同志发展了关系。这种事情传得满城风雨，人们戏称这些干部为改组派，引起了不少争议，影响不好。

肖永银听到这些事情后，非常愤怒。一方面，他和妻子的婚姻一直被人说成是改组派，个人名誉受损；另一方面，他也担心这种不正之风蔓延下去，会影响解放军在人民心中的形象。于是，他决定采取果断措施，首先开会批评了那些涉及感情问题的干部，随后还将相关的女同志调走，警示整个12军。 本来肖永银只打算内部处理这些问题，但上级兵团得知此事后，决定通过这次事件树立典型，规范进城部队的风气。兵团政委谢富治亲自前来处理此事，经过调查后，对两位干部进行了军纪处分，并公开通报，引发了广泛议论。令王近山尴尬的是，他也在其中或多或少地牵涉了一些关系。

那时，王近山正因为忙于担任军中高级干部，经常需要去高校演讲，年纪刚好34、5岁，正是风华正茂的年纪。又是从战火中杀出来的将军，气度非凡，吸引了很多年轻女性的关注。令人尴尬的是，其中一位就是王近山妻子韩岫岩的妹妹韩秀荣。韩秀荣刚从重庆大学毕业，活泼大胆，常常去找姐夫跳舞，时间长了，不少人开始议论纷纷。 肖永银和谢富治都为了给王近山留面子，在处理这件事时没有点名他，但事情的种种迹象使得其他人猜到了一些端倪，王近山自己也感到非常尴尬。虽然王近山对谢富治并没有太多想法，毕竟谢是领导且负责政工，但他对肖永银却心生不满。肖永银作为军事干部，不应当管这些个人事务，而且他的处理方式过于直接，把上级都拖进来了，这让王近山觉得肖永银在背后损害自己的名誉。

同年年底，中央决定增强抗美援朝前线的兵力，重新组建第三兵团，下辖12军、15军和60军。王近山升任为兵团副司令员，12军军长一职随之空缺。很多人都认为，肖永银作为一直在12军战斗的干部，接任军长是理所当然的事，然而最终人选却是曾绍山，肖永银仅担任12军副军长。 不久后，12军接到入朝作战的命令，大家都在整训，很多干部随大军北上，但肖永银却迟迟没有接到参战命令。当时，虽然陈赓名义上是第三兵团的司令员兼政委，但由于他行动不便，王近山有很大的人员调配权。王近山力主将曾绍山调任12军军长，但与肖永银见面时，却一句话也没说，这让肖永银非常难过。 肖永银尝试找王近山沟通，但王近山以他在军事学院的任务重为由，婉拒了。面对即将开拔的大军，肖永银知道如果再不采取行动，就来不及了，于是他去找了老首长刘伯承求助。刘伯承虽然不在西南军区，但他已经听说了王近山的做法，十分愤怒。刘帅为肖永银写了一个条子，批准他暂停军事学院的学习，前往朝鲜作战。 有了刘伯承的支持，王近山也不好再拒绝，肖永银得以继续在朝鲜战场指挥部队。但两人的关系已经不同于过去的默契。1953年5月，王近山返回国内，肖永银继续留在朝鲜。临别时，肖永银原本想和王近山好好解释，但王近山只是冷冷地回应：没什么，我们是老战友。 1964年，王近山因为花边事件被组织处理，最终被撤销了大军区副司令员职务，党籍被开除，军衔降为大校，行政级别降为副军级，并被下放到河南某农场改造。尽管如此，肖永银依然为他留了一份情，后来当王近山的孩子可能受到影响时，肖永银毫不犹豫地将王家孩子安顿好了。 1969年，在许世友的帮助下，王近山重新被安排工作。当他前往南京军区报到时，肖永银、尤太忠等老部下早早地在车站迎接他。两人久别重逢，笑中带泪，紧紧相拥，终于解开心结，重新和好如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