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北京琉璃厂,自清中期“成为清代中国最大的书籍市场和文物集散中心”,古书和书画文玩交易吸引了海内外来京、寓京人士。苏州学者顾文彬于同治九年(1870)三月二十八日进京至吏部候缺,十一月十八日离京,在京231天,所记日记载录游厂肆内容的计九十余天,大致以每隔两三天的频率光顾琉璃厂古玩铺,留下了较为完整的晚清琉璃厂文玩字画交易记录。顾文彬还留有寓京期间写给其子顾承的信札23通，两相印证,可大体还原其此次在京行迹。他不仅在位居北方的琉璃厂大量购入文玩寄回家乡,或收藏或再售,也少量出售在南方老家苏州搜集的藏品以维持在京生计,实质上成为沟通南北方文玩市场的活体枢纽。在京期间,顾文彬与新朋旧友等同好在文玩鉴藏方面合作交流,对南北艺术品市场文化信息的传播流布及价值观念的碰撞和融汇做出了实际贡献。本文以《顾文彬日记》(以下简称《日记》)为中心,梳理顾文彬在京期间所参与的书画文玩交易情况,并由此探析顾文彬及晚清琉璃厂在书画文玩南北文化交流及传承中所起的作用。

二、琉璃厂书画文玩交易活动

顾文彬(1811-1889),苏州府元和县人。字蔚如,号子山、紫珊,晚号艮庵居士、艮庵老人。道光二十一年(1841)进士,先后任刑部主事、陕西司员外郎,咸丰朝任福建司郎中,在京游宦14年,后外任湖北汉阳知府、武昌盐法道。咸丰十年(1860)丁父忧回乡。同治九年(1870),经江苏巡抚丁日昌力荐,顾文彬进京候缺,离开15年后重返京城。“(三月)二十八日巳刻,砚生备车来接,同至西河沿公馆。所住之西边楼下两间,即昔年砚生入赘新房。相隔二十年,迭为宾主,亦是奇缘。此房前有楼榭,后有树石、亭子,墙外长窑,古木郁葱。昔年旧居,此来重住,颇惬于怀。”顾文彬寓所西河沿正是琉璃厂的北界,为畅游厂肆提供了极大便利,他抵京次日即到访博古斋,“晤李老三”。依《日记》所见,其后,到过松竹斋、筠青阁、论古斋、润鉴斋、亦古斋、德宝斋、英古斋、彩笔斋、宝古斋、凝秀阁、渊鉴斋、松茂斋、青云斋、宝珍斋、蕴珍斋、涵雅斋、绪古斋、宝石斋、隶古斋、宝名堂共21个文玩书画店铺。《日记》以京外人士的眼光,大量记述了琉璃厂古玩铺的店名、卖品及交易情况,在晚清文献中颇为珍贵。笔者按《日记》所载,对其中古玩铺情况加以统计,具体铺名及顾文彬到访次数的数据详见表1。

由表1可知,顾文彬光顾较多的店铺为德宝斋、论古斋、博古斋、松竹斋。这大体反映了琉璃厂古玩店铺的实际经营状况和商业实力:德宝斋是开业时间最长的古玩铺,开业于咸丰元年(1851),1945年歇业,一共存续94年;论古斋的创始人为萧秉彝,同治元年(1862)开业,至1924年倒闭;博古斋开设于清道光年间,光绪二十六年(1900)歇业;松竹斋则据说始建于康熙十一年(1672),后更名为荣宝斋,历史更为悠久。顾文彬此前曾寓京14年,对厂肆极为熟悉,更信赖那些经营时间较长、有良好信誉的古玩店铺,并以之为交易对象。

长安居,大不易,“京中红白分子甚多,外官在京应酬,较京官还要宽些”。即便省吃俭用,也有数额不小的消耗,“每月约需四五十金”。顾文彬叮嘱儿子顾承,“嗣后,逢双月须寄百金,以应我用”。京城官场盘根错节,吏部候缺旷日持久,顾文彬明知部选无期,对归期毫无把握,“所带川资行将告罄”,“若久待下去,为之奈何?”只能依靠自身所长,自筹生计。他携带部分藏品进京,委托老相识博古斋古玩商李老三帮忙变卖,以解决部分生活难题。顾文彬随身携带进京的南货,“销去座位帖一本、石谷碎墨一本、廉州山水一卷,得价一百四十两”。此后,又销去明人扇册得15金、曼生墓志得15金,“其余尚销不动,盖价虽可得,而销路不广也”。无奈又令顾承再寄,“则川费及收买书画皆取给于此矣”。顾文彬游厂肆,在南北文玩市场买进卖出,赚取差价,固然是为了满足艺术追求,同时也是出于很实际的生计需要。他在信札中对顾承明言:“我在京候选,川费不轻,兼做贩书画家,不无小补。”

京中生活的窘困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顾文彬的选购行为,南北文玩市场兼顾的生意经则实际上成为主导其购买行为的主要因素。从顾文彬在琉璃厂所购文玩的品类来看,他对汉玉有非常浓厚的兴趣,出手购买往往带有北货南售的意识。“汉玉器,大小十余件,价约数十两。此间买汉玉者甚少,故价不甚昂,而精品颇多,然精者亦不贱。我所得者,价不昂,故亦不能甚精,然到苏销售必可获利,故择其可爱买之。闻有玉印甚精者,已为有力者所据,当设法图之。”顾文彬以营利为目的购置文玩颇为谨慎,自认为“所买书画精品居多,设使变价,均可占钱,即绫本各轴,谅亦可得价。惟所买玉器古泉等,或有吃亏,然亦无几,况此后已定见不买”。或因旅途置办转运不便,或因价格过昂则不易盈利,他对价高体重的文玩品类兴趣不大。如《日记》载,在博古斋看到的“石谷(王石谷,即王翚)临山樵长卷,索价四十两,方方壶(方从义)小立轴,索价四十两,以此二件为最,惜价昂不能买也”。又“宝珍斋大玩甚多,字画亦不少,余在京十月竟未与成一文交易,可谓无缘”。

顾文彬把在琉璃厂获取的市场信息通过信札传递给远在苏州的儿子顾承,作为选购藏品及采购南货北销的远程指导。“昨日到琉璃厂博古斋,旧识之李老三尚在,此公看字眼光颇好,搜罗亦广。略看数件,颇有佳品,内有石谷临山樵长卷,索价百二十金,方方壶小立轴,索价四十金。据此可见京中字画之贵。我所带之物,将来或可希冀得价也。绫绢本长幅字画,或尚可搜罗,稍暇日即当访之。”又“天发神谶,此间甚贵。国初拓本已值二三十两,明以前拓更贵,能觅寄否?”南北信息的沟通,有助于把握市场行情,对书画文玩销售的总体情况及商业价值做出更为理性的判断,“前所寄绫本字画,南中搜罗已尽,此间亦复不多,尽可居奇,切勿贱售”。

尽管遇到一些经济困难,但其购藏过程中艺术品位及收藏爱好仍然是放在第一位的。顾文彬为经济困窘一再感叹,“所见书画,颇有铭心之品,而眼馋手窘,只可割爱”,“若书画之爱不能释者,且俟带出之物销去,再作推陈出新之计”。他重金买下王石谷十万画册,花费四十两;恽南田仿子久水墨山水袖卷,花费四十五两,这两件当属艺术水准上乘因而割舍不下的心爱之物。收藏方面的偏好也影响到了他的视野,顾文彬不喜收绢本,故有几次徒劳而返的经历,如六月十七日,“在德宝斋闲坐,适胡石查来,偕至宝珍斋,见当号赵字册,未必真笔,且绢本,蓑衣裱不足取矣”。

正如博古斋掌柜李老三所言,外地来京人士是京城书画文玩的重要消费者,“京官爱书画者有数人,然皆无力量,即使买去,难免拖欠,须遇外官方好”。顾文彬是典型活跃在琉璃厂的寓京南人,在京期间较为广泛地参与了琉璃厂的书画文玩交易活动,并推动南货北销、北货南售,亲身推动了艺术品市场的南北交流,对活跃市场、促进书画文玩的流通做出了实际贡献。

* 本文选自《北京社会科学》2022年第5期 总第22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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