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败论”这一观点确实有其道理。李自成的失败，反映了他在多个方面的不足。在近代史学界，通常不会将朱元璋和刘邦归类为典型的农民起义领袖，至少他们并非单纯的农民起义者。有学者甚至认为，朱元璋和刘邦的革命更像是农民起义的叛变，代表了他们从贫困阶层走向了封建统治。然而，所谓的“农民起义”这一概念，实际上是近现代红色历史学者所创造的。那些并非以农民身份起义或成功建立封建政权的起义者，便会被视为非“农民起义”。因此，这一分类方法必然受其历史背景的影响。

我认为，“农民起义”大多是一些自发的、缺乏明确公益思想的反抗行为。起初，他们往往是一些游走在社会边缘的盗匪或“黑帮”成员，只有在集结成群后，才形成规模。起义者的诉求几乎都是个人化的，满足的是基本生存需求、复仇心理和欲望，而非关注社会各阶层的福祉，因此很难得到社会各阶层的支持与认同。此外，这些起义者往往没有构建政权的远见，战争方式多是“流寇”式的，指望能混一口饭吃，根本无法为百姓和军队带来长远希望。在这类起义中，人才的缺乏是一个致命问题。在与政府军作战时，虽然人数常常占优势，但缺乏精锐的战略战术和训练有素的队伍，使得他们的战斗力往往无法与正规军抗衡。

李自成与吴三桂的冲突，就是这一问题的典型体现。尽管李自成的军队总兵力超过吴三桂和清军的联合力量，但他并没有取胜。即便在与吴三桂的战斗中，他的人数占优，实际交战时却难以形成优势；在与清军的激战中，李自成低估了敌人的实力，清军趁其军队疲惫之时发起夹击，导致其几十万大军迅速溃散。随后的战斗中，李自成的军队屡战屡败，既不能守住城市，也无法与清军进行野战，最终只能选择坐以待毙。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李自成和黄巢是流寇作战的代表，他们的失败往往被批评为治国无力，战场上空有兵力却难以取得胜利。

与李自成的局面不同，刘邦和朱元璋则完全展现了另一种形态的起义。刘邦在进入长安后，实行“约法三章”，成功赢得了民心。而朱元璋在夺取政权后，迅速以平定乱局、拯救百姓为己任，严苛执行军纪，招揽了大量有才之人。这些举措使得他们的起义具有更深远的政治和社会意义。尤其是朱元璋，他在年轻时作为郭子兴的部下，凭借勇武获得了“勇将”的称号，而他早期的表现则是争夺城池、与张士诚、陈友谅等势力博弈，充分展现了其卓越的政治、军事和经济才能，远非李自成能够比拟。

近现代的起义中，像太平天国这样的例子，则展示了更为复杂的局面。尽管其政权思想较为先进，但他们利用宗教迷惑百姓，贪图享乐的心态、内部的权力斗争以及缺乏强有力的领导人，导致了他们的失败。实际上，太平天国的最大问题就在于没有一个强有力的领袖，分裂和无序成了其最终的败因，这也是任何起义中的致命缺陷。

李自成之所以未能成就如朱元璋一般的伟业，其原因在于个人素质和“王气”的缺失。朱元璋的敌人是异族——即当时的蒙古人，他们在民族认同上激发了整个汉族的斗志。而李自成所面临的敌人则是当时腐朽的明朝政权。即使东林党人不尊朝廷，起义的对象也仅仅是明朝的过时制度，这使得李自成的起义无法得到广泛的社会支持。特别是当时的社会，贫富差距极大，而李自成所代表的，往往是底层贫民，社会上层人物普遍鄙视这种低级的起义。因此，李自成的起义军在社会基础上难以获得上层阶级的认同，哪怕他们愿意投降，恐怕也不会支持李自成，而更可能选择投降清朝。

假如没有清朝的出现，李自成若要取得成功，唯一的可能就是通过“兑变”。即从一个简单的贫民领袖，转变为掌握财富与地位的上层人士，这样才能够获得更大的政治支持。然而，朱元璋则有着不同的情况。虽然他起义初期并不显眼，但陈友谅等强敌挡住了他的队伍，而朱元璋巧妙地采用了“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策略，尽量避免与元军主力的正面冲突，确保了自己军力的逐步壮大。

相比之下，李自成则缺乏清晰的战略部署，给人一种随波逐流的感觉。尤其是在明朝灭亡后，他既面临着南方明军的残余力量，又要抵御北方清军的进攻，属于典型的“腹背受敌”。李自成的起义从未触及到江南富庶地区，而这正是朱元璋成功的关键之一。江南地区的粮食富饶，朱元璋得以迅速积累粮草和兵员，确保了其军队的可持续发展。而李自成则处于全国范围内普遍灾荒的困境中，即使他四处奔波，也始终无法解决粮草问题。

此外，明朝后期，随着海禁政策的放开，江南原本的粮食生产区已逐渐转为种植经济作物，粮食的供应依赖于湖广和北方的调配。而李自成却始终未能成功获得这些地区的支持，这使得他的起义军后勤困难，缺乏必要的资金和物资支持。而朱元璋则在江南积累粮草，为长远的胜利打下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