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03年9月，楚汉之争已经进入了最后的阶段。西楚霸王项羽主动提出和谈，而刘邦也同意了这一请求，双方约定以鸿沟为界，各自分割天下。于是，项羽开始向东南方向撤退，刘邦则向西方撤退。然而，在撤退途中，刘邦听从了张良和陈平的建议，果断决定背弃之前的协议，立刻调转军队追击项羽，意图给对方一个措手不及的打击。

刘邦的先锋部队樊哙，首先取得了初步的胜利。在阳夏（即今天的河南太康），樊哙成功生擒了项羽断后的周将军和他的四千名随军士兵。就在此时，刘邦获得了一条至关重要的情报：项羽并没有选择返回彭城，而是转向了东南的固陵（今河南淮阳西北）。刘邦猜测项羽不返回彭城，是因为彭城地理位置突出，四面被山川包围，不利于防守，属于一个死地。因此，刘邦早已准备好了应对计划：如果项羽真的选择撤回彭城，他会与灌婴形成前后夹击之势，压迫项羽并夺取战略空间。这样一来，项羽必定会陷入困境，也就没有了后来的垓下之战。

然而，项羽并没有选择返回彭城，而是沿着颍水流向寿春。刘邦认为，项羽选择寿春的原因是路程较近，而且若寿春失守，钟离这一战略要地也难以保全。基于这一判断，刘邦做出了一个果断的决定，立即下令齐地的韩信和梁地的彭越汇合，集结军队参战。接着，在接下来的垓下决战中，刘邦大胆指定韩信为先锋，赋予他30万兵力。可以说，刘邦在追击战开始时，就已经精心布局，巧妙地布置了“形”和“势”，最终成功围剿了项羽。

接下来，我们来分析刘邦如何通过“形”布“势”实施战略。起初，韩信和彭越的部队并未按计划会合。到了汉五年（公元前202年）10月，项羽在固陵击败了刘邦的追兵。此时，刘邦的军队约20万，而项羽的军队则有十几万。尽管刘邦并未立即发动大规模进攻，但他选择先采取坚固防御阵地进行对峙，目的是牢牢把握战争主动权。与此同时，韩信的30万大军驻扎在齐地，彭越的部队也有数万在梁地待命。灌婴的部队通过连破下邳、彭城、沛县、谯县等地，正朝刘邦靠拢。在这种局面下，由于兵力劣势，项羽的撤退变得极为困难，一旦他尝试行动，刘邦的优势兵力便能打乱他的阵形。因此，刘邦选择了稳守阵地，项羽被迫困于陈县，无法顺利撤退到寿春。

刘邦通过巧妙的“形”布“势”进一步压制项羽。首先，他亲率主力驻守在固陵和陈县一带，确保项羽无法顺利撤退至寿春；接着，他通过赏赐土地，封韩信为齐王，封彭越为梁王，激励他们全力参战。同时，灌婴的部队迅速向刘邦汇聚，形成了四面包围的态势。刘邦还派出别的军队渡过淮河，直逼寿春，并劝降了九江郡的楚大司马周殷，促使其投降。与英布会合后，刘邦迅速北进，成功封锁了项羽的退路。

此时，项羽得知寿春的周殷背叛，急忙决定突围。他唯一能选择的撤退路线是沿涡水向钟离方向撤退，再图江东。然而，表面上，刘邦的军队并未主动进攻，仍以防守姿态应对，但事实上，项羽已经由于粮草紧缺、退路被切断，陷入了被动局面。刘邦通过调兵布阵，将项羽的活动空间逐步压缩，为后来的决战埋下伏笔。

刘邦所采用的《孙子兵法》中的“形”和“势”，是他制定战略的核心。刘邦通过防守型的兵形，逐步形成了对项羽的四面包围之势。每当项羽有所动作，刘邦便迅速调整策略，主力声东击西，巧妙地破坏项羽的退路，使项羽的局势陷入困境。通过这种精妙的战术运用，刘邦将项羽逼入了绝境。

到了汉五年（公元前202年）12月，项羽在垓下再次遭到刘邦的追击，陷入了最后的决战。刘邦的兵力约有40万，而项羽的兵力仅为10万。随着战斗的进行，刘邦通过精心布阵，最终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在垓下的决战中，韩信率领30万部队为先锋，以纵深的队伍抵挡项羽的猛烈攻击，同时派出奇兵从左右两翼发起突袭，迅速打乱了项羽的阵形。项羽的部队被迫后退，最终全线溃败，垓下之战成为了项羽的终结。

从这场战役中可以看出，刘邦凭借卓越的军事才能，巧妙地运用了《孙子兵法》中的“形”和“势”，通过缜密的兵力部署和战术调配，最终击败了项羽。尽管后世常将此战的胜利归功于韩信，但深入分析战役布局，不难发现，刘邦才是这场胜利的关键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