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推翻了元朝的统治，建立了明朝。大将徐达和常遇春带领军队征战南北，立下了赫赫战功，特别是徐达，战绩卓著。然而，在朱元璋为“开国六公”封爵时，徐达只排在第二位，位居第一的却是李善长。

在整个明朝的将领中，几乎没有人能超过徐达的功绩，可为何李善长能排在徐达前面呢？这背后有其特殊原因。朱元璋亲自统兵征战，往往身在前线，而李善长则负责后方的粮草供应与后勤保障。在李善长的精心安排下，朱元璋的军队得到了充分的兵员与充足的粮草，使得战争得以顺利进行。因此，朱元璋将李善长比作汉朝的萧何，认为李善长在开国过程中的作用同样至关重要。正因如此，在封赏功臣时，李善长获得了更高的排名，而亲自征战的徐达则屈居第二。

朱元璋封李善长为韩国公，并赐予他一枚免死铁券，这意味着李善长可免死两次，而他的子孙也可享有免死一次的特权。此外，李善长还与朱元璋的皇室建立了亲戚关系，朱元璋将自己的女儿临安公主嫁给了李善长的儿子李祺。身为开国元勋和皇亲国戚，李善长显赫一时，权势显然超群。

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在李善长的晚年，他的家族却遭遇了灭顶之灾。朱元璋以“谋反”之罪将李善长及其家族七十余口满门抄斩。此时，李善长已经七十七岁，早已退休多年。那时的李善长真的是谋反了吗？李善长一家的死，是否真的是冤枉的呢？

李善长的命运变化如此之大，从明朝的开国功臣到被视作叛贼处死，这其中的转折实在让人难以置信。即便拥有朱元璋亲自赐予的免死铁券，李善长的性命也未能得到保全。事实上，李善长的死与当时的宰相胡惟庸有关，而胡惟庸一案，牵连了许多人，波及范围极广。

李善长与胡惟庸同为家乡人，李善长曾力荐胡惟庸，让他从一个普通的知县一路升迁，最终成为左丞相，权势滔天。李善长与胡惟庸不仅有工作上的关系，还有姻亲纽带。李善长的弟弟李存义的儿子李佑娶了胡惟庸的侄女。正因如此，胡惟庸与李善长有着密切的来往。

洪武十三年（1380年），胡惟庸因涉嫌“谋反”被朱元璋处决，许多人因此遭殃。五年后的洪武十八年（1385年），有人指控李存义父子与胡惟庸有密切关系，朱元璋虽未立即动手，但仍然对李家表示了不满。更为致命的是，李善长在此事发生时并未表现出对朱元璋的感激，未向皇帝致谢，这让朱元璋心中生出不满，心结日积月累，最终导致了悲剧的发生。

到了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已年迈的李善长又犯了一个大忌。他为自己建造了一座宏伟的府邸，而他竟然从信国公汤和那里借来三百名士兵充当工人，却没有事先向朱元璋报备。汤和因心生疑虑，将此事禀告了朱元璋，这让朱元璋非常愤怒，认为李善长擅自调动兵员，行为越权，疑心陡生。与此同时，李善长的亲戚丁斌被牵扯进了胡惟庸的案件中，李善长多次为其求情，这一行为再次激怒了朱元璋。

丁斌交代了李存义与胡惟庸往来的情况，朱元璋随即下令逮捕李存义父子，并开始审问。在审讯中，李存义父子供述了胡惟庸曾多次劝说李善长参与反叛，虽然李善长都拒绝了，但胡惟庸并未放弃，甚至亲自前去劝说。更糟糕的是，李善长知道胡惟庸的叛乱计划，却没有及时揭发，甚至隐瞒了胡惟庸与沙漠使者封绩的私通证据。

此时，李善长的奴仆卢仲谦等人也出来揭发，称李善长与胡惟庸关系密切，时常互赠礼物并密谈。朱元璋认为李善长知情不报，心怀异图，决定下令将李善长全家七十余口处死，尽管李善长曾拥有免死铁券，依旧未能逃脱此劫。

那么，李善长真的是谋反吗？如果他真的有意与胡惟庸共谋叛乱，他早已是权势滔天的开国功臣，哪有必要冒着巨大风险去造反？即便成功，李善长也不过是继续享受现有的荣耀，失败则意味着满门抄斩，他怎可能不明白其中的利害关系？再者，李善长已年事已高，活不过多少年，何必再去冒险呢？

因此，李善长所谓的“谋反”其实并非真实的叛变。即使他知情不报，最多也只是失职而已。然而，胡惟庸的死让所有证词都成了死无对证的空话，李善长的冤屈无人能解。李善长一家惨遭血腥报复，真是极大的冤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