庙号是中国古代皇帝在庙中被祭祀时所使用的专有称号，这可以看作是古代皇帝所享有的特殊待遇之一。其起源可追溯到商朝，那个时期便已开始注重祭祀和对皇帝的崇拜。像唐太宗、宋太祖、清高宗等的庙号，都是这一传统的体现。

最初，庙号的设立有着严格的标准，并非所有皇帝都能获得这样的待遇。只有那些在国家历史上做出卓越贡献，值得后代永世祭祀的皇帝，才会被赋予庙号。比如西汉的皇帝中，虽然有十几位，但只有四位皇帝得到了庙号。甚至被誉为“文景之治”的开创者之一——汉景帝，也未曾拥有庙号。这一事实足以说明，庙号的赋予是非常严格的。

自西汉时期以后，庙号制度一直保持着一定的严谨性。当然，在动荡的时期，庙号制度的执行显得较为松散。比如在三国时期，曹魏政权便存在多个祖庙的情况，但在统一政权的时期，庙号制度的执行依然比较严格。

然而，到了唐朝，随着皇帝权力的进一步集中，庙号制度也逐渐发生了变化。唐朝开始，每位皇帝几乎都有庙号，除了那些亡国的皇帝。庙号从此在一定程度上泛滥了，但其设立依然遵循一定的规律。例如，开国皇帝通常被称为“祖”，通常使用“太祖”或“高祖”这一称号；而第二代皇帝若表现不佳，往往没有庙号，通常称为“惠帝”，如汉惠帝刘盈和明惠帝朱允炆等。那些表现出色的第二代皇帝，则会被赋予“太宗”庙号，比如汉太宗刘恒和清太宗皇太极。

至于开国皇帝与其后的皇帝，他们的庙号会根据其统治表现的好坏而有所不同。虽然庙号的赋予标准逐渐宽松，但仍有一些例外。比如宣宗庙号，原本只有那些表现杰出的皇帝才有资格拥有，但清朝的道光帝在割地赔款之后，也被赋予了这个庙号，显得颇为不合常理。

清朝的庙号制度尤其特殊，因为该朝有着三位“祖”——清太祖努尔哈赤、清世祖顺治帝福临、清圣祖康熙帝玄烨。那么，为什么清朝会有三位“祖”呢？我们来具体分析一下。

首先，清朝的开国皇帝本应是皇太极，但历史上却将努尔哈赤定为开国皇帝。努尔哈赤虽然奠定了后金的基础，但由于其建立的政权并未实现完全的集权，也未统一关外，更多的是一个松散的汗国。直到皇太极继位后，不仅改国号为“大清”，还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成功地将清朝转变为一个集权化的帝国，并且实现了关外的统一，击败了蒙古各部和朝鲜李氏王朝。因此，严格来说，清朝的真正开国皇帝应当是皇太极。

不过，无论如何，努尔哈赤仍然是清朝的奠基者。因此，赋予他“太祖高皇帝”这一庙号是合乎制度的，也能理解。

接下来谈到清世祖顺治帝福临的庙号“世祖”。按照一般的规定，只有开国皇帝才有资格被称为“祖”，但若一个朝代经历了断代，或者开创了全新的历史时期，即使不是开国皇帝，也可以称为“祖”。例如，东汉的刘秀因恢复汉朝，建立东汉政权，便被称为“世祖”；同样，元朝的忽必烈也被称为“世祖”，因为他将原本割据的政权统一，开创了元朝的辉煌。顺治帝福临的庙号“世祖”符合这一标准，因为在他的统治下，清朝实现了由割据政权向大一统政权的转变。

尽管有人认为入关的功劳主要归功于摄政王多尔衮，但从庙号制度的角度来看，顺治帝福临在位期间，清朝由割据政权过渡为大一统政权，符合“世祖”这一庙号的标准，因此这一庙号的设立是合理的。

然而，康熙帝的庙号“圣祖”则引发了争议。虽然雍正帝为父亲上了“圣祖”庙号，认为康熙帝是“虽曰守成，实同开创焉”，即虽然康熙帝看似是一位守成之君，但他的功绩实际上与开国皇帝相当。这个理由虽然看似有道理，但从庙号制度的角度来看，康熙帝并不符合称为“祖”的条件。毕竟，他是清朝的第四位皇帝，属于守成之君，而非开创者。虽然康熙帝一生功绩卓著，稳固了清朝政权，平定了叛乱，但并未开疆拓土，也未引领清朝进入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无法达到“祖”号的标准。更何况，“圣祖”这一庙号原本是用来追封神人的，如唐朝的圣祖是指道家老子，宋朝的圣祖则是指财神赵公明。因此，康熙帝被追封为“圣祖”显得非常不合规矩。

虽然康熙帝的功绩不容忽视，但根据庙号制度，他的庙号“圣祖”实际上存在很大的“水分”。这并不否定康熙帝的历史地位和贡献，而是指出庙号制度的执行存在不规范之处。

最后，我们可以看到，随着中国古代历史的发展，皇帝的权力逐渐加强，庙号制度也经历了很多变化。最初严格的庙号制度逐渐松散，到了唐朝以后，几乎每个皇帝都有庙号，而到了明清两朝，皇帝的权力进一步集中，庙号的赋予标准变得更加宽松，甚至出现了诸如康熙帝、道光帝等皇帝得到较为不合常规庙号的情况。

总的来说，庙号的赋予是有其内在规则的，但随着权力的集中和制度的变动，这些规则也逐渐发生了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