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末，叶剑英接到了一个出乎意料的任务：向国民党军传授游击战术。这个任务让他感到非常意外。自从1927年秋收起义以来，游击战术一直是我军抵御国民党军的重要秘密，始终未向外界透露过。当时，无论是江西的战斗，还是之后的长征，直到进入陕北，国民党军始终未能掌握我军游击战的真正奥秘。为何此时反而要将这一秘密传授给他们呢？蒋介石在抗日的同时，始终对中共抱有警惕，甚至在一些地区与我方制造摩擦。胡宗南的部队在陕西驻扎时，大部分兵力并非用于抗日，而是专门监视我方的陕甘宁边区。这种行为让我军对蒋介石的敌对态度感到深深的痛心和愤怒。我们一直坚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忍让蒋介石，已经是出于民族大义，为什么反而要把游击战的秘诀泄露给他们呢？如果胡宗南学会了这些战术，万一反过来进攻陕甘宁边区，那该怎么办？带着这些疑虑，叶剑英决定去找周恩来了解中央的真正意图。

令他更加困惑的是，经过与周恩来的对话，他不仅没有得到答案，反而陷入了更大的迷茫。

一、奇怪的任务

叶剑英对于传授游击战有着强烈的内心抗拒。1937年8月全面抗战爆发后不久，蒋介石曾邀请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前往南京参加国防会议，商讨全国统一抗战的大计。当时国共合作尚不稳定，毛泽东亲自前往南京，意味着如果蒋介石翻脸，毛泽东将面临被扣留的危险。叶剑英对此非常清楚，因此他建议毛泽东留在延安，而由自己陪同周恩来和朱德前往南京。这个建议得到了中共中央的同意。

当叶剑英一行抵达南京时，他便感觉到国民党高级将领对他们的戒备与敌意。周恩来在黄埔军校时与不少国民党将领有过交情，而朱德曾在滇军中担任高级职务，也与许多国军将领保持着较好的关系。叶剑英在黄埔担任过教官，同样与国民党将领有过交往。然而，十多年未见后，红军的神秘感在这些国军将领心中愈发浓重。特别是自从长征后，红军在极为困境的情况下依然能够存活下来，这种反常的情况让国民党军感到极大的疑惑。

尽管这种好奇和神秘感充满敌意，但却并非单纯出于学术兴趣。国民党将领清楚，游击战的奥秘一旦被掌握，便意味着消灭中共的机会。因此，任何理智清醒的人都知道，绝不能将游击战的秘密泄露给国民党。然而，这一任务，叶剑英却无可回避地接到了。

他无法理解，为何要传授我军的战略核心秘密。为了弄清楚这一点，他特意向周恩来请教。

周恩来告诉他，原来这一任务并非蒋介石主动提出，而是中共中央主动提议的。因为国民党在正面战场连连失利，徐州、南京、广州、武汉等大城市相继沦陷。面对这种局面，我党从国家全局出发，认为单靠正面战场无法抵挡日军的进攻，因此主动提出建议，向国民党提供游击战的支持。国民党起初并不重视，认为朱毛红军的游击战并不会在抗日战场上起到什么实质性作用。直到国军在几次大会战失利后，八路军在敌后逐渐扩展，蒋介石才开始转变态度，最终同意我党向国民党传授游击战术。

在这样的背景下，叶剑英才接受了这个任务。1939年2月，游击干部培训班正式成立，叶剑英作为八路军参谋长，带领30多名干部前往湖南衡山，开始对国民党军进行游击战术的培训。然而，叶剑英心中充满了不安。

他深知，游击战并没有标准化的教材，所有的经验都必须结合实际战例进行讲解。而这些经验，主要来源于我军反“围剿”、长征以及在陕甘宁、川陕等根据地的战争实践。问题在于，如何传授这些经验，又如何平衡内容的深度，既能保密，又不失帮助？他意识到，如果过于详尽地传授，国军就能从中掌握我军的战略核心，这无疑会对我方产生极大的威胁。若是讲得简单些，反而可能违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局。困惑重重的叶剑英，决定听从中央指示，尽力而为。

此时，周恩来收到了毛泽东亲自起草的一封电报。电报中明确指示，无论如何，都要把游击战的经验传授给国民党，不必担心国军会学会游击战的精髓。民族危亡关头，必须把大局放在首位。无论如何，抗战才是最重要的。

叶剑英看到这封电报，虽然感到震惊，但也明白了中央的态度。他决定放下个人的顾虑，坚定地按照指示执行。于是，他开始在培训中全力以赴。

二、国军军官不吃这一套

叶剑英在培训中渐渐发现，原本自己担心的问题其实并不算什么困难。由于游击干部培训班是我党主动提出的，因此国民党在培训课程设置时，参考了我方的建议。游击战的训练内容，军事部分占55%，政治教育部分占45%。军事部分主要讲解游击战的战略、战术、爆破等技术，政治教育则侧重于民众动员和游击战中的政治工作。

这样的设置显然与国民党军官的预期大相径庭，他们无法理解为何会有如此重的政治教育。许多国军干部对此感到不解，认为学习游击战术应该以军事为主，而不是过多涉及政治工作。对于国军将领来说，这种做法简直是离经叛道。毕竟，黄埔军校的教育以军事知识为主，政治教育几乎没有比重。

然而，叶剑英深知政治教育的重要性。早在江西时期，毛泽东便创建了红军大学，政治教育一直占据核心地位。政治工作在我军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无论是动员人民群众，还是开展土地革命，还是组织基层政权，政治工作始终是我党抗争中的核心力量。

在培训过程中，叶剑英特别强调了毛泽东的“十六字诀”，并通过具体案例讲解游击战的精髓。然而，国军军官们往往对政治工作嗤之以鼻，始终未能理解其中的真正意义。每当讲解如何发动群众，如何团结民众时，许多国军军官表现出明显的不耐烦，甚至认为这是不可行的理论。

尽管叶剑英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尽量以延安抗大的教学模式，实施民主平等的管理方式，试图通过与学员平等交流来达成教学效果，但国军军官们的反应却并不理想。在他们心中，国军有着严格的等级制度和传统，军事训练中充斥着官僚主义和传统的强者文化，这使得他们对叶剑英提出的平等理念感到极大的排斥。

三、叶剑英发觉国军阴谋

叶剑英在教导国民党军游击战时，逐渐意识到蒋介石的真实意图并非单纯求学。虽然表面上同意中共派出教官，但其实背后隐藏着深刻的敌意。汤恩伯作为教育长，负责监督整个培训过程，他在背后对叶剑英设下种种障碍，力图破坏这一合作。他不仅明令禁止国军军官与中共教官接触，还在公开场合频繁发表针对中共的言辞，显现出浓重的敌视。

叶剑英在教学中尝试让国军干部深入民众，了解如何与百姓打交道，进行群众工作，但汤恩伯暗中指示学员要警惕中共的“伎俩”，以便日后能够应对。我军深知，民众工作的重要性远胜于单纯的军事作战，但这种理念显然难以打破国军长期以来形成的传统观念。

叶剑英不止一次在培训班内公开反驳汤恩伯，强调国共合作的重要性，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