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尔哈赤临终前，虽然安排了九王多尔衮(第十四子)继承汗位，因其年幼，以大贝勒代善(第二子)摄政；但是当他死后，诸子未遵遗命，兄弟间争夺汗位十分激烈，最后四王皇太极(第八子)凭借自己手中的兵权，再加上代善的支持，终于夺得了后金汗位。他上台以后，雄心勃勃，决意承袭父志，把入主中原，取代明朝统治，作为后金的基本方针；但是，这时后金还处在“邦家未固、“事局未定”的动荡之中，皇太极面临着许多内部和外部的矛盾。

首先是民族矛盾，即满族贵族与广大汉族人民之间的矛盾，辽东地区的汉族老百姓“每被侵扰，多致逃亡,乃至揭竿而起，进行武装斗争；其次是阶级矛盾，即后金农奴主与农奴之间的矛盾，农奴为农奴主耕种庄田，服差役，“儿子当差，孙子又当差，至于爷爷差事还不去”,因此许多农奴不堪忍受农奴主的剥削和压迫，有的逃亡，有的反抗；第三是后金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即汗权与诸王权力之间的矛盾，皇太极即位，诸王心怀不平，争夺权力的斗争十分激烈。

第四是经济问题，由于明朝停止后金朝贡和互市，“银两虽多，无处贸易，是以银贱而诸物腾贵而且又遭受严重天灾，“无粮之家甚多,出现了“人有相食的惨景；最后在军事上，后金处于三面受敌的境地，东边有朝鲜，西边有蒙古，南边有明朝。连年征战不休，大批男丁弃田出征，“卖牛典衣，买马制装，家私荡然”,经济闲难，人民厌战。皇太极认识到要实现夺取明朝中央统治权这一任务，必须采取楷施，解决上述一系列问题；而上述问题的解决与否，时间是个重要因素，尤其是要同明朝争取时间。

为此，他打出同明朝议和的旗号，其目的就是争取时间，储备力量，待时机成熟，进取中原。正如后金朝臣高士俊所说：“我国(后金)利于和，彼国(明朝)不利于和，我国和而皇上不肯一日不观兵，彼国和则易为因循，易为怠惰，臣所谓借小心以图大事，假退步以求前进。”所以，皇太极不断通过朝鲜、蒙古和明的官吏向明朝政府转达后金求和的愿望。早在努尔哈赤死时，明宁远巡抚袁崇焕曾派傅有爵和喇嘛镏南木坐(即李喇嘛)等人前去吊丧，观其虚实。皇太极以礼相待，表示和好的心愿。当吊使返回时，他特命方吉纳等人送归，并面呈他给袁崇焕的亲笔信，要求双方和好。

1627年(明天启七年，后金天聪元年)2月，皇太极又给袁崇焕去信，提出媾和条件。同年11月，皇太极特向明朝皇帝奉书，希望双方早日议和。1629年(明崇祯二年，后金天聪三年)2月，皇太极在给袁崇焕的书信中，不书天聪年号，只写己巳年，遵奉明朝正朔，以示求和诚意。随后七次致书求和，直到该年12月，皇太极率军人关，兵临北京城下，还“赍和书致明帝”,仍表示愿意议和。1631年到1632年，这两年是皇太极议和活动最频繁的时期，他向明朝“上疏称臣，求款再四”,而且要朝鲜出面，“绍介其间”,转奏明廷，愿把明朝降将孔有德、耿仲明转送于明，“以表其诚悃”。

皇太极的议和口号叫得如此响亮，只是手段，并非目的，就在他高喊议和的时候，也没有停止过掠夺明朝和朝鲜的军事行动；不过，这种军事行动是在求和旗号的掩盖下进行的，它的目的不是为了攻城占地，扩大土地，而是为了掠夺财物和人口，解决内部困难。皇太极争取到了足够的时间，强化汗权，发展生产，巩固内部，解除朝鲜和蒙古两翼的威胁，统一整个东北地区。到了崇德年间，就扔掉了议和的旗帜，集中全力，进攻明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