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8月7日，国民党政府的军政高层被迫齐聚南京，召开了一次至关重要的国防联席会议。会议的核心议题是如何应对日本的侵略以及是否应该选择抗战还是求和。会议中，面对来自不同阵营的意见与分歧，戴笠的一番话震撼了全场，成为了决定会议走向的关键。

自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以来，蒋介石就意识到局势的严峻性。然而，作为国民党最高领导人的他，对于是否要全面开战依然心存疑虑。最初，蒋介石在公开场合表示：倭寇挑衅，不管其动机如何，我们必须全面动员、戒备并准备宣战。然而，不久后，蒋介石的态度开始动摇。7月12日，他在日记中写道：除非万不得已，否则不宜轻易宣战。

几天后，蒋介石再次在日记中提到：宣战是否能给倭寇带来负面影响，仍需进一步研究。直到7月17日，虽然蒋介石在庐山谈话中表现出抗战的决心，但在日记里他依然写道：是否发布伯明书以及它会否引发全面战争，仍需谨慎考虑。

7月25日，廊坊事变发生，蒋介石情绪激动。他紧急向孔祥熙发去密电，表示日本可能已经占领了廊坊，并可能随时攻占北平。在这一背景下，蒋介石写道：和平的可能性已不复存在，应立即与日本断交，并宣战。尽管如此，他依旧没有做出最终决定。

不仅蒋介石如此，国民党最高军事指挥机构也对是否宣战的问题展开了多次讨论，但始终未能达成一致。从7月11日起，国民党的军事委员会每日召开会议，由何应钦主持，讨论战况及应对策略。几天后，何应钦报告说，蒋介石计划发布一份声明，表示国民党尚未宣战，但仍坚持和平的愿望。这份草拟的声明依然传达出国民党希望避免全面战争的立场，宣战问题未能得到最终决策。

到了7月16日，国民党军事指挥部对是否全面开战进行了深入讨论。何应钦提出，如果是全面战争，宣战几乎不可避免，但如何评估这一决策对国民党的利弊仍需仔细衡量。两天后，研究结果出来了，结论指出，如果与日本断交并宣战，由于日本海军的强大，中国可能会面临严重的经济封锁和军事困境。因此，最终决定是暂不宣战，不断绝外交关系。

尽管如此，这一决定并未能消除内部的分歧，特别是在蒋介石发布庐山谈话之后，国民党内部依旧存在激烈的争论。即使在被动局势下，蒋介石依然未能作出明确的决定。

1937年8月7日，随着日军的压力越来越大，国民党各界军政要员终于齐聚南京，召开了决定性会议，商讨对日战略及国家政策。为了确保意见统一，蒋介石特别邀请了曾与广西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等领导人参加会议，并派遣德国籍飞行员驾机前往桂林接人。与此同时，戴笠、冯玉祥、阎锡山、刘湘等人也陆续到达南京，使这座城市成为了政治与军事的焦点。

当天上午，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在国民政府礼堂举行会议，由蒋介石主持并发表开幕词。当天晚上，会议移至中山东路的励志杜礼堂，气氛愈加紧张。蒋介石继续主持会议，并听取了参谋总长程潜关于上午会议的汇报，以及其他军事指挥官关于战况的最新报告。

尽管会议气氛严峻，国民党内部关于是否抗日依然分歧严重。有些人主张立即宣战，而有些人则希望求和，甚至有人主张与日本妥协，继续进行谈判。让人震惊的是，有些人甚至提出，将卢沟桥事变看作是地方性的事件，而非全国范围的战争，还有人希望通过向日本道歉来化解冲突。

正当会议陷入僵局时，戴笠站了出来，他的发言彻底改变了局面。他坚定地对在场的所有人说：这一次我们必须开战。一些资深的国民党人物如吴稚晖感到疑虑，认为在缺乏足够的武器和经济支持的情况下，如何打下去。戴笠毫不犹豫地回答：哀兵必胜，猪吃饱了等过年，那时只剩任人宰割了。

戴笠的发言并非单纯出于民族大义，而是源自他个人的立场。作为军统特工的掌门人，他深知若不采取行动，自己领导的特工队伍将难以应对即将到来的全面战争。戴笠也意识到，这场抗战不仅是对外的挑战，也是军统壮大自己队伍、提升自身地位的机会。因此，经过深思熟虑后，他认为打比和更为有利。

经过激烈的讨论，国民党高层最终决定将战线转移至淞沪战场，以期分散日军的兵力，防止日军从华北包抄四川等地。8月13日，淞沪会战正式打响，中国军队向驻上海的日军发起进攻。次日，国民政府发布了《自卫抗战声明》，宣布中国将捍卫领土完整，坚决反抗日本侵略。

然而，随着战争的持续，尽管蒋介石一直全力推进抗战，戴笠的特工工作依然没有停歇。即使在淞沪会战之后，他依旧派遣特工密切监视共产党动态，打击与其对立的力量。同时，日军的反情报工作也在加强，这让戴笠不得不采取紧急措施，以确保军统的安全，避免被日军侦察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