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史记》的记载，周文王有十个儿子，其中包括伯邑考、周武王、周公旦、以及后来的三监等，而他们的母亲都是“太姒”。但在春秋战国的史料中明确提到，战国魏国的先祖是毕公高，是周文王的第十五子。《左传》则记载文王有十八子，那么是《左传》的记载不准确，还是《史记》中的“文王十子”有误呢？

周武王去世时年仅54岁，而当时长子姬诵还很年轻，《史记》称他当时还在“襁褓之中”，而《礼记》则说他“幼弱”。因此，周公旦便开始摄政。周武王去世前只有一位女儿——大姬，但在他去世后，周武王又相继生下了四个儿子。周武王在年逾五十时突然有了如此多的孩子，这种情况看起来有些反常，似乎不合常理。

周武王去世后不久，监视武庚的姬周宗族的“三监”联合商纣王之子武庚，发起了叛乱，这场叛乱被称为“三监之乱”或“武庚之乱”。既然周朝已经建立，作为周武王的亲弟弟们，本应是周朝的既得利益者，为什么他们反而与武庚结盟，背叛周朝呢？根据《史记》的记载，这一切的解释显得有些复杂和不合理。

实际上，《史记》中对西周初期历史的记载，看似能够自圆其说，但实际上却存在许多漏洞，难以经得起推敲。上述的三个问题，可能正是司马迁在写作时的误解或错误。然而，如果我们参考《左传》、《周易》、《诗经》等古籍，就能看到一个不太相同的周人崛起史，或许能够解释上述的种种疑问。

在季历（姬昌的父亲）时期，周国迅速壮大，开始引起殷商的担忧。于是，殷商的文丁（纣王的祖父）将季历囚禁并杀害。文丁和季历同年去世，殷商继位的是帝乙，而周国的国君是姬昌。姬昌继位后，立志为父报仇，在帝乙二年发动了对商的战争。具体的战争经过已经无从考证，但最终商周之间达成了和解。

姬昌决定伐商，并非单纯的出于愤怒，而是因为当时商朝内部的一些部落如夷方、孟方、林方等已经开始叛乱，而帝乙刚继位时，权力尚不稳固，因此姬昌采取了一个合适的时机发动进攻。为了避免东西两线受到敌人夹击，帝乙采取了与周国和亲的方式，以缓和商周关系。

《周易》中提到“帝乙归妹”，意思是帝乙将妹妹嫁给了姬昌。同时，一些学者认为帝乙可能嫁给了两个妹妹。根据《诗经·大明》记载：“文王初载，天作之合。在洽之阳，在渭之涘。文王嘉止，大邦有子。大邦有子，俔天之妹。”周国自称“小邦周”，而商朝则被称为“大邑商”。周商的联姻在当时看来并不光彩，周人认为这是“天作之合”，并在渭水河畔迎接了这场婚礼。

重要的是，周文王的原配妻子其实是“俔天之妹”，也就是“帝乙归妹”中的那位“妹”，而不是《史记》所描述的贤妻“太姒”。

几多年后，帝乙的妹妹去世，姬昌再度续弦，娶了“有莘国”之女“太姒”，并生下了伯邑考、周武王等儿子。《诗经》中提到：“于周于京，缵女维莘。长子维行（早逝），笃生武王（幸好有武王）。”从这段记载来看，帝乙的妹妹去世后，姬昌娶了太姒并生下了伯邑考与周武王。至于帝乙妹妹去世的具体时间，史书中并未明确记载，但有趣的是，周文王和帝乙的妹妹确实生下了五个孩子，其中的一个被称为“五叔”。

《左传·定公四年》记载：“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为太宰，康叔为司寇，聃季为司空，五叔无官，岂尚年哉。”左丘明曾提出疑问，“五叔”为何没有担任官职，难道是因为年纪太大吗？实际上，“五叔”是周武王同父异母的兄弟，由于他们和周公、康叔、聃季的关系较远，因此在朝廷没有官职。这段记载也表明“尚年”一词，暗示了“五叔”年纪比周武王等人要大。

“五叔”实际上是周文王与帝乙妹妹所生，年龄上比周武王和周公旦要大，因此在朝廷并未获得重用。由于他们独特的血统和身份，三人被派去与殷商遗民接触。由于他们身上流着一半的殷商血统，且与武庚有亲戚关系，因此在商周爆发战争后，他们的身份变得敏感，最后选择与武庚结盟，叛周。毕竟，反周成功后，他们会获得比在姬周更高的地位和政治利益。

综上，周文王的真实子嗣情况应是先与帝乙妹妹生下了“五叔”，然后与太姒结婚并生下伯邑考、周武王等嫡长子。而中间可能还有一些庶子。因此，当周武王去世时，他的年纪并不算太大，这也能解释为何姬诵会如此年幼的原因。

周人打败殷商后，“帝乙归妹”和“五叔”的身份变得敏感，逐渐被历史所抹去，尽管在先秦的文献中仍留有一些痕迹。司马迁在写《史记》时，将周武王、周公旦和“五叔”等全都归为“太姒之子”，是否出于有意抹去这一部分历史，值得我们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