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刘备围攻成都之时，刘璋麾下的兵力大约只有三万左右，城中粮草的供给也只能维持一年上下。益州的边远地区已经被荆州军队占据，蜀地的支援部队依旧遥不可及。即便如此，蜀汉的几位大臣们仍愿意在刘璋的阵营中效力。进入四十九年之后，成都城内的精兵数提升到四万，粮草的储备也显得颇为充足，但那时蜀中的大部分区域尚未陷落。与此同时，越过阴平的邓艾军队虽然耗损颇多、人员极为稀少，但总兵力也不过不到一万之数，距离成都尚有很远的距离，暂时还未形成决定性的威胁。

在这样的局势之下，蜀汉的官员们分成了不同的取舍与主张：有的人主张让士卒向南中退却以保全实力，有的人则希望投奔东吴争取外援，还有的人坚持要对魏国投降，但几乎没有人愿意真正挺身去抵抗。为何蜀人在前后表现会出现如此巨大的差距？原因在于刘备在处事之道上逐渐失去人心。第一点，是他缺乏信用与义气。为了让刘备能安心攻打张鲁，刘璋先提供了粮草并设宴款待他；在刘璋并未对之加以指责的情况下，按理说刘备应当信守承诺，率军前往汉中一举夺取要塞。

夺取汉中之所以重要，除了能开通蜀吴之间的联系，还能获得外援并带来对蜀民的正面印象。可刘备在阳平关驻守整整十个月，却没有付诸实际行动，这让刘璋对他开始产生怀疑。当刘备提出需要更多的军队与物资时，刘璋只给予了极少的一部分，显露出不愿继续信任的态度。

恰在此时，张松与刘备的合作之事被刘璋知晓，刘备便找来借口准备对刘璋发起攻打。由于理由并不充足，所求之举只能算是振奋士气，实际说服蜀地诸侯的效果有限。战初开打时，蜀人对他们的支持并不热烈，局势并不明朗。

其次，刘备以劫掠来刺激军心的做法也让人深感失望。攻打成都整整一年后，为了鼓舞手下士气，他承诺若能成功破城便可以随便抢掠，以此提升战意。等到刘璋真正投降之际，荆州的部队进入成都区域肆意掳掠，令蜀地民众与士卒的情绪大为失衡，信任感遭到严重破坏。

第三点在于对法正的纵容。法正在辅助攻打益州的关键阶段功劳颇多，因此得到了过度的宠任。等他握权之后，逐渐开始对一些人施以报复，所作为的并非以公正为本，诸葛亮虽然有权力制止，但并未及时予以约束。这些举动让蜀人对朝政的信任进一步冷却，心中充满寒意。

第四点则是自封王位、并不伐魏及放弃大义的举动。这些举动与言论相互呼应，逐渐侵蚀了百姓对刘备及其政权的忠诚与信任，令蜀中的人心更加倾向于对抗外部威胁的撤离或投向其他势力的路径，进而对未来的局势感到迷惘与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