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侵华的历史，不仅是中华民族饱受欺凌的屈辱史，更是一段深刻的文化浩劫史。在这段漫长而血腥的侵略过程中，无数的历史珍宝、古代典籍、重要史料，甚至承载中华文明记忆的文物，被日军肆无忌惮地掠夺、破坏或偷运出境。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不完全统计，中国历史上至少有上千万件文物流散在全球47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日本成为接收最多中国流失文物的国家。这是一段沉重的历史，需要我们铭记与反思。

事实上，早在明朝时期，活跃在沿海的倭寇就已经开始小规模掠夺中国的珍贵物品。然而真正的大规模抢掠，则发生在八国联军侵华时期。当时驻扎在北海的日军司令部，几乎将静心斋洗劫一空，连万佛楼内的成千上万尊金佛也未能幸免。从此，日本对中国文物的觊觎，逐渐演变为一种长期且有组织的掠夺行为。七七事变之前，他们往往披着“考古”“探险”的外衣，深入中国腹地盗掘古墓、探查遗迹，疯狂搜刮古代文物。著名的“大谷探险队”就是典型代表。他们三次深入中国西北，历时近六年，几乎踏遍四十多个城镇，所到之处大肆挖掘和搜寻。例如，敦煌莫高窟的藏经洞被掠夺殆尽，珍贵无比的古籍、古画、古墓标本及震惊世界的《李白文书》等珍品尽数运往日本。据不完全记载，仅第三次探险，就装满了86箱重达6713公斤的文物，其真实损失数量已无法完全统计。

进入全面侵华战争前，日本这种假借学术研究名义的掠夺并未停止，反而愈演愈烈。东京大学的鸟居龙藏，长达六年在中国境内从事盗掘活动；京都帝国大学的滨田耕作则在旅顺多处汉墓肆意发掘；日本东亚考古学会还组织人马挖掘渤海上京龙泉府遗址；山中商会则勾结中国奸商，将太原天龙山石窟的珍贵佛像秘密运至日本。此外，辽代耶律阿保机的陵墓、龙门石窟、北魏平城遗址、邯郸赵王城、齐国古城、曲阜汉鲁灵光殿遗址、周口店遗址及殷墟遗址等地，也无一幸免，被这些所谓的“学术机构”洗劫一空，大量宝贵的历史资料和珍贵文物因此永远失落异国。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已经不再满足于偷偷盗掘，而是与军方合作，展开大规模、有计划的公开掠夺。沈阳沦陷后，清代文溯阁珍藏的《四库全书》很快被抢走。七七事变全面爆发以后，日军更是肆无忌惮，凡是所到之地，从博物馆、图书馆到民间私人收藏，无一能够幸免。北平沦陷前，大量文物虽紧急南迁，但依然有不少稀世珍品未来得及转移，最终被日军洗劫一空。1937年6月，日军以“查禁抗日宣传资料”为名闯入故宫太庙图书馆，抢走并撕毁上万册图书；同年8月，又闯入故宫和颐和园，搬走了大量文物。所谓“献铜运动”期间，故宫内大量铜缸、铜炮被强行收缴，甚至连雍和宫珍贵的金丝楠木柱也被拆下，运往日本，用水泥柱替换原貌。更为可恨的是，长城古城墙被拆毁达45公里，完整的城砖也被大量运走；而1941年震惊世界的“北京人”头盖骨失踪案，至今仍是未解之谜。

南京沦陷后，一场空前的文化浩劫席卷江南大地。日军特务机关迅速展开系统搜查，对南京境内七十余个保存书籍和文献的单位进行彻底洗劫。在短短三个月的时间里，88万册书籍被抢走，动用了310辆军用卡车才将其运走。而民间书院、私人收藏馆甚至个人家中的珍藏也未能幸免，许多孤本、珍稀史料就此永远失踪。南京国立研究所、文物保存所、西湖博物馆等机构同样遭受毒手，大量珍贵化石、标本、陶器、石器乃至研究手稿被掠夺，许多档案更是被日军付之一炬，成为永远的文化遗憾。

抗战胜利后，清查损失的机构“清损会”曾统计过日军掠夺与破坏的成果：古迹被毁坏741处，书画被抢1.5万多件，器物类1.6万多件，碑帖9,300多件，珍稀书籍超过300万册，杂项文物超过60万件。这些数字尚未涵盖民间及私人收藏的损失，然而即便如此，仍令人触目惊心。实际上，日军在侵华期间究竟掠走了多少珍宝，已经无法精确计算，这个谜团注定伴随着中华民族的记忆，成为永远的痛楚。历史一再提醒我们：贫弱就意味着被欺凌，唯有国家的强盛与民族的复兴，才能守护好我们几千年来积淀的宝贵文化遗产，才能让后人不再重蹈覆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