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5月11日，粟裕原本已经决定从河阳发起进攻，准备调动整编48师和第七军来作战。然而，他突然接到情报，得知汤恩伯第一兵团的整编74师正迅速向坦埠进发，坦埠是华东野战军的指挥中心。接到这一消息后，粟裕和陈毅临时做出决定，改变了原本的作战计划，转而集中兵力应对整编74师的威胁。

根据常规的华东野战军的部署，通常会以第1、第4、第6、第8、第9纵队和特种兵纵队为主攻力量；第2、第3、第7、第10纵队则负责阻敌和牵制敌军支援。地方武装也会协同作战，打击敌人后方，尤其是在临沂及临泰公路沿线对敌后方进行骚扰和破坏。根据计划，五个纵队与特种兵纵队配合，围歼整编74师似乎已是板上钉钉的事，但实际上，战争中的变化往往难以如纸面上所设想的那样顺利。

当时，王必成的六纵并不与主力部队在一起，而是在鲁南地区隐蔽待命。虽然六纵并未直接参与主攻，但华东野战军决定以它为先锋，突然调动王必成率领的两万多人，在24小时内急行军120公里，穿越重重险阻，直扑垛庄。5月14日清晨，六纵赶到垛庄西南观上和白埠地区。5月15日黎明，六纵与一纵协同作战，成功占领了垛庄。王必成在占领后，打电话给18师师长饶守坤确认战果：“垛庄真的拿下了吗？是真的？”饶守坤毫不犹豫地回答：“垛庄在我们手里，是真的。” 整编74师的后路被彻底切断。

从《孟良崮战役要图》中可以看出，六纵的位置位于南面，从南向北进攻，而其他纵队则是从北向南进行围攻。王必成的六纵与其他部队保持一定的距离，这背后其实有一段历史。1947年2月，在莱芜战役中，华东野战军通过声东击西的战略，全歼了李仙洲的五万大军，这一消息震动了国民党当局。对蒋介石来说，华东野战军已经成为了最大的威胁。随之而来的是蒋介石的战略调整：从全面进攻转为重点进攻，特别是集中兵力打击华东地区。为了应对华东野战军，蒋介石调动了整编74师、整编11师以及第五军等主力组成了三个兵团，意图将华东野战军围困在沂蒙山区。

在这样的形势下，华东野战军执行了中央军委的指令，尽管他们积极出击，但由于敌人集结紧密，华东野战军未能找到合适的突破口。粟裕回忆道，从3月到5月，华东野战军曾四次与敌接触并进行小规模作战。第一次是在四月初，华东野战军主力南下，袭击郯城、马头和新安镇，希望趁敌人露出破绽，进行歼灭战。但汤恩伯立即集中主力，固守阵地，华东野战军未能得手。第二次是在4月20日，王敬久的第二兵团进占泰安，粟裕决定采取围城打援战术。然而，面对整编72师的求援，敌军未曾动身，最终华东野战军只好攻占泰安，成功俘虏整编72师师长，战果较为显著。尽管如此，这场战役并未达到预期的战略目标。

第三次战斗发生在4月28日，华东野战军进攻敌军占领的桃墟和青驼寺，试图分割并歼灭汤恩伯兵团。然而，汤恩伯非常狡猾，见敌人来袭立即撤退，导致华东野战军仅歼敌整编83师一个团，战果有限。第四次战斗则发生在5月3日，华东野战军围攻新泰，但敌人从王敬久的第二兵团调集援兵，导致华东野战军未能实现围歼整编11师的计划。

在连续两个月的调动和交战后，华东野战军的士兵疲惫不堪，内部的抱怨和不满情绪开始上升。粟裕感慨道，尽管战争压力巨大，但战士们依然渴望通过英勇作战取得胜利。长时间未能突破敌人的围困，粟裕也在思考是否应调整战略。最终，他提出了一项新计划，旨在诱敌深入，打破敌军的防线。粟裕决定派出两个纵队南下鲁南，吸引敌军调动，同时派遣一个纵队到苏北，威胁敌人后方。这个计划虽然看似冒险，但却是当时唯一的选择。

然而，毛主席对这一战略表示反对，认为敌军的防线密集不宜冒进。他建议华东野战军耐心等待时机，并采取更加稳妥的诱敌策略。毛主席的电文中提到，要利用胶济线以南的广大地区来吸引敌军深入，然后在适当时机进行歼灭战。在毛主席的指导下，粟裕放弃了原计划，开始隐蔽待命，为将来的战斗积蓄力量。

经过一段时间的等待和调整，敌人开始对华东野战军的战略变化产生误判，认为华东野战军正在后撤，战斗力减弱。于是，蒋介石命令各兵团跟进，准备进攻。正当敌人准备继续进犯时，华东野战军趁机发动反击，并最终选择了一个难得的战机。5月11日，华东野战军得知敌人整编74师从垛庄进攻坦埠，粟裕决定迅速应对，集中力量打击敌人中路。

粟裕的判断果然正确，整编74师的进攻暴露了敌人的漏洞。六纵立即出击，占领垛庄，切断了敌人的后路。这一迅速的胜利，为华东野战军赢得了宝贵的战机，并为接下来的战斗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