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粟裕战争回忆录》第十七章《济南战役》中，粟裕大将提到这样一段话：“‘打到济南府，活捉王耀武’这个口号是我和谭震林同志在战役动员令中提出的，王耀武坚守济南的信心动摇了。他分别致电蒋和徐州‘剿总’司令刘峙，说：‘吴化文部投共，济南腹背受敌，情况恶化，可否一举向北突围？’蒋回电令其‘将阵地缩短，坚守待援’。刘峙也电令‘固守待援’”。

这段话回忆了王耀武在济南城困境中的焦虑与动摇。粟裕大将从战役的全局来看，王耀武的失败可以归因于来自北方援军的无所作为。尽管蒋中正一再指令督促，徐州的援军依然没有积极行动，远远地观看王耀武孤军奋战，最终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在八天内的失败与出逃。事实上，直至济南被解放，邱清泉的第二兵团还停留在距离济南六百多里的城武、曹县，黄百韬的第七兵团与李弥的第十三兵团依然未完成集结。这三路敌军援军的迟滞让粟裕感到十分愉悦，因为他清楚，这种拖延极大地削弱了敌人的反击力量。最终，粟裕的部队在这次战役中歼灭了敌军超过十万四千人（其中包括起义的二万人），并活捉了国民党将领二十三名，缴获了大量军备——包括八百多门炮、二十辆坦克和装甲车、二百三十八辆汽车。用来对抗援军的八个纵队恰好为日后的淮海战役提供了充足的兵力。

然而，与粟裕的喜悦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王耀武的绝望。困守在济南城的他，早已为自己的败局做了心理准备。实际上，当他刚刚到济南上任时，就有一位山东名士刘子衡预测了他的结局：不出两年，他将成为俘虏。刘子衡不仅是个反对内战的学者，还是一位具有深刻政治洞察力的智者。他对王耀武的预测并非玄学，而是基于对当时局势的深入分析。王耀武心里其实早就不愿再继续参加这场内战，他的理想是在抗战胜利后要么弃兵从政，要么解甲归田。

王耀武这个人有着相当敏锐的政治嗅觉，尤其是对蒋中正内政的担忧。在当时，蒋中正显得如日中天，各方面都有绝对优势，他的高级将领普遍对内战胜利充满信心，唯有王耀武内心忧虑重重。由于他厌倦了无休止的战争，他甚至有一度萌生了退出的想法，宁可开着新购的拖拉机回家种地，也不再继续打仗。正因如此，他趁着自己刚被任命前，谎称生病，前往武昌的医院进行休养。然而，蒋中正并没有放过他，立即派专机将他从武昌接到重庆，并为他安排了一番“动情”且毫无实际内容的劝说：“看你气色好，身体不坏，怎么会生病？不过，内战仍然需要你去济南，那里很重要，你不要怕困难，我一切都有办法。”

蒋中正所谓的“办法”，其实是一种瞎指挥的策略，导致蒋的部下在面对与敌军接触时束手无策。王耀武尽管心生退意，但他还是被蒋派往了山东前线。与此同时，陈诚和薛岳的指挥使得王耀武的战术空间更为有限。陈诚甚至亲自制定了一项庞大的作战计划，准备一举攻占山东解放区的临沂，并通过多路突击压制解放军的后方。然而，王耀武通过空中侦察发现了解放军的大规模支援，意识到陈诚的计划注定要失败，于是立即命令李仙洲后撤。尽管王耀武这一命令合乎情理，却被陈诚指责为“草木皆兵”，还向蒋中正打了小报告，最终李仙洲在莱芜战役中被全歼，王耀武自然也成为了蒋中正的替罪羊。

面对局势的不断恶化，王耀武仍然希望能够保住济南，并提出将主力部队撤至兖州。然而，蒋中正对这一建议并未完全否决，但作出的决定却令王耀武彻底绝望——调走主力部队后，王耀武必须固守济南。这一命令彻底让王耀武陷入了困境。济南城的守备力量迅速削弱，仅剩下杂牌军和一支摇摆不定的吴化文部队。面对如此庞大的困局，王耀武采取了商人的策略，试图通过与老蒋亲近的元老张群和陈布雷沟通，争取增援。然而，最终得到的援军竟然只有一个“空降旅”，甚至连武器都没有，给王耀武带来了极大的打击。

最终，王耀武作出了痛苦的决定：不再顽抗，放弃了济南的死守。他开始实施一系列措施，以减轻战事带来的社会动荡。尤其是在济南解放之前，他下令不许炸毁黄河铁桥，不许伤害蒋中正批准的地下党人员。尽管蒋中正指示执行的任务十分严苛，王耀武却凭借个人的智慧和人道主义精神，尽力减少了无辜的伤亡。

在历史的长河中，王耀武最终未被列入战犯名单，除了他的抗战贡献之外，或许正是他在济南解放前采取的“两个不”命令，为他赢得了部分民众的尊重。这一切，也使得王耀武在人们心中留下了复杂的印象——既是一个英勇的战士，也是一位具有远见和智慧的政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