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雪霏：中日交流百年间的美术记忆——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刘建辉教授访谈记

近日，笔者来到座落在京都市西部的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日文研），与刘建辉教授进行了两个多小时的对话，听他讲述作为收藏者的初心、藏品脉络，以及这份事业所承载的文化意义。

一、始于“气愤”与“心疼”的守护动机

“我最初的收藏，其实是带着气愤开始的。”回忆起对中国字画的收藏起点，刘建辉教授的语气中仍带着当年的触动。说起来，与收藏中国字画结缘始于早年偶然的当“翻译”经历。

彼时，国内常有书法家、画家赴日交流，因语言不通，他常被请去当翻译，帮他们对接京都的美术品古董店。“在那些美术店里，中国字画堆在角落里，一两万日元就能买一幅，像普通杂货一样被倒卖。”看着这些承载着中国文化的作品在这里如此被轻视，他既气愤又心疼，“这些都是中国的文化印记，怎么能就这样被遗忘？”

从此，他开始用工资结余“捡漏”——各类美术店老板知道他关注中国字画，有新货就会主动联系他。逛旧书店、古董店时，遇到散落的中国画作或日本画家所画中国的作品，他也会买下。“一开始不懂鉴赏，就是‘先结婚后恋爱’，先把东西收下来，再慢慢研究。”如今，经他手汇集而来的藏品多达二千余件。

二、藏品三脉：跨越百年的文化遗存

经过梳理，刘建辉教授将藏品分为三大类。

第一类是清朝时期“来舶清人”的作品。“‘来舶清人’是当时日本人对来日清朝人的称呼，其中有不少是从事贸易的文化人或地方画家。”刘教授介绍说，至清末民初，日本仍对中国传统文化抱有浓厚兴趣，一些中国画家慕名赴日，或交流、或卖画，留下了不少墨迹，“这部分藏品占比不到三分之一，却记录了早期民间文化交流的温度。”

第二类是辛亥革命后至抗战时期，日本人从中国带回的作品。这一时期，尽管中日关系渐趋复杂，但日本民间对中国文化仍有认同，不少日本人赴华旅行、经商，甚至有军人在各自的出征地购买中国字画，“这些作品有的是古董商出售的真品，有的是民间流传的手迹，后来多被日本家庭当作‘老物件’藏在箱底，随着老一辈去世，才逐渐流入市场。”

第三类是文革后至90年代的“创汇字画”。“当时中国为创外汇，在友谊宾馆、琉璃厂、文物商店等地方出售字画，不少去中国的日本人买了带回来。当时的文物店相对老实，正品比例较高。作品真实反映了当时的艺术风貌，是特殊历史时期的文化见证。”

这三类藏品，串联起从清末到改革开放的百年时光，也勾勒出中日民间文化交流的隐线，“不像博物馆里的‘大名头’作品，这些民间遗存更接地气，能看到普通人之间的文化互动。”

清末民初潘振镛 仕女图

三、大于保存的“解读”与“补白”意义

在刘教授眼中，收藏的意义远不止“保存文物”，更在于通过这些实物，填补中日文化交流史的“美术空白”，甚至为历史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过去研究中日交流，多关注文学领域，比如鲁迅、周作人与日本的关系等，但实际上，画家的交流密度远高于作家。”他举例，大正时期赴华的日本画家有几十上百人，“一些画作和明信片，是比文字更直观的‘交流证据’，能让大众看到更立体的中日文化互动。”

尤为令笔者印象深刻的，是已经按画家名字分册排列在书架上的5000多张战时明信片。“这些多是二战时期日本军方无偿发给士兵的，当时这种‘军事邮便’每年的发行量多达4亿枚。上面描绘的多是中国的风景、民俗，几乎没有残酷的战争画面。”刘教授讲解说这些明信片很多是从中国寄回来给家人的，当时在日本民间广泛流传，塑造了“中国和平、友好”的印象，“这也解释了为什么部分日本民众对战争的认识不够深刻——他们很多人从小接触的就是这些被‘美化’的中国图像。”如今，他正着手整理这些明信片，计划纳入未来研究，“它们不仅是文化遗存，更是反思战争、梳理历史记忆的重要材料。”

此外，这些收藏品对“文化断代”具有弥补作用。战后由于受西方文化影响，日本民众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逐渐断层，“现在日本大学里，研究中国近代美术的专业几乎消失。”他这份庞大的收藏，恰好为这种“断代”提供了补缺衔接。今年年初，部分藏品和张兆林书画作品在京都玉藏院一同出展。近来，京都大学研究中国美术史的专家吴孟晋教授也在带学生帮他整理藏品，计划筛选出一批精品于明年初在姬路举办大型展览。“希望通过这些实物，让年轻人了解到中日文化交流的深度。”

四、一场“未完待续”的文化守护

两个专用收藏室里，卷轴画作正在按年代分类编排，明信片多已整理成册，墙上挂着日本画家画的“长春街景”，环视四周，所见皆是旧时风貌。“我快退休了，最大的心愿就是把这些东西整理好，让它们发挥作用。”他笑着说，这些收藏没有经费支持，全靠自己的工资和热情，“但看到这些‘文化碎片’被重新拼接，就觉得值了。”

从最初的“气愤”到如今的“责任”，刘建辉教授二十余载的漫长收藏路，不仅是对文物的守护，更是对中日文化交流记忆的追寻打捞。正如他所说：“这些画作和明信片，不是冰冷的物件，而是有温度的历史见证——它们告诉我们，中日间的文化联系，不止存留于文字中，更深藏在笔墨与色彩之间。”

访谈之前，我做了一点功课，煞有介事地列出几条提纲，以为我将看到的藏品大概就是年初在玉藏院展出的挂轴画一样的作品，或许其中会包含价值连城的国宝级文物珍品。但是，见面看了把两个收藏室装成实芯的藏品实物之后，才意识到我去之前的访谈功课是多么肤浅空洞。这些藏品几乎不能用“收藏”这个概念，用收集保护和拯救整理更为合适。这里的收藏品与市场无关，与历史文化方面的亲华以及特定时期的侵华战场有关。

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这一以研究日本文化为核心背景设立的文化研究机构，让刘建辉教授追寻回来的这些散失在异国民间的笔墨有了归属和归宿，也让他从当翻译陪同导购、到被美术店劝购、再到自主选购进而走上搜集保护的收藏工作，成为远高于文玩趣味的天职。这些以京都为中心收集到一起的昔日作品，构建成一座没有招牌的建辉美术馆。这是一座独特的蒙尘殿堂，虽然没有多少见诸经传的顶级画家作品来做看板和支撑，但是，每一幅每一张，都是相互往来中留下的真实遗迹和证据，这便是刘建辉教授藏品世界不可取代的特征和价值魅力。（2025年10月2日，京都）

作者简介：房雪霏，1989年赴日本，1996年奈良女子大学大学院毕业。译有大前研一《差异化经营》（中信出版社2006年），随笔集《日常日本》（北京三联书店2017年）。合译有芳贺矢一《国民性十论》（ 2018年香港三联书店繁体字版/2020年北京三联书店/简体字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