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辽阔的蒙元帝国建立后，许多欧亚民族开始接触到蒙古人，蒙古族传统的“收继婚俗”逐渐在不同文化中扎根，尤其是“异辈收继婚”这一独特的婚俗逐步演变成了一种制度。

元朝时期，意大利的旅行家马可波罗曾来到中国。在他回国后，他在《成吉思汗后之嗣君及鞑靼人之风习》一书中记载道：“蒙古人父亲去世后，儿子可以娶父亲的妻子，唯一的例外是不能娶生母。”他还提到，继承妻子的丈夫必须是长子，而其他儿子则不能这样做。

在中国的蒙古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赫哲族、藏族、满族等北方及中亚的游牧民族中，收继婚是一项常见的传统。

那么，蒙元皇室中发生的“异辈收继婚”究竟是延续传统，还是被认为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呢？让我们来探讨元朝后宫里这一特殊的现象。

事实上，在元朝之前，蒙古贵族与普通蒙古人中已经普遍存在“异辈收继婚”的现象，这证明了元朝皇室的收继婚实际上是内陆亚洲游牧民族的古老习俗。古代北亚游牧民族中，父亲或兄长去世后，由继承人娶其妻或嫂的现象并不罕见，这种做法被民间称为“转房”，而在元朝的文献中则称之为“收继”。根据收继人与死者的亲属关系，收继婚分为平辈收继与异辈收继。

《史记·匈奴传》中记载：“匈奴父子同住一个帐篷，父亲去世后，儿子娶其后母”，这显示了匈奴族男子娶继母的传统。类似的例子，在《汉书》和《后汉书》中也有记载，甚至连王昭君的婚姻也涉及到父子婚姻的继承问题。

古代游牧民族中，还有下嫁现象的记载，比如西汉细君公主原本嫁给乌孙的昆莫，后来又嫁给了昆莫的儿子岑陬。这些历史故事表明，“收继婚”在游牧民族的婚俗中早已根深蒂固。

那么，蒙元皇室中实施“异辈收继婚”的后宫女子都有哪些呢？她们面对嫁给父子两代帝王的现实时，又是怎样的反应？

蒙元后宫中的“一妻多夫制”

一、唆鲁禾帖尼拒绝改嫁给儿子

唆鲁禾帖尼是克烈贵族札合敢不之的女儿，成吉思汗第四子拖雷的正妻，在汉籍中称其为“唐妃”。她与成吉思汗的母亲诃额伦并列为历史上最坚定的女性之一。唆鲁禾帖尼生育了三个儿子，分别是元宪宗蒙哥、世祖忽必烈以及波斯伊利汗国建立者旭烈兀。史书提到，她比成吉思汗的母亲更为坚定，并不愿意改嫁。

当成吉思汗死后，曾有人试图让唆鲁禾帖尼再婚给儿子，但她始终坚持自己的立场，拒绝了这个提议。即使是合罕也希望把她嫁给自己的儿子贵由汗，但她也以抚养孩子为借口回绝了这一建议，证明她根本没有再婚的意愿。

二、也速得儿被儿子药木忽儿收继

也速得儿是弘吉剌部的女子，原本是蒙哥的妃子。当蒙哥去世后，她成为阿里不哥的妻子。阿里不哥去世后，她被忽必烈指派由其儿子药木忽儿收继，继续做其妻。她的经历反映了蒙古社会中女性婚姻的流动性与继承性。

三、旭烈兀收父亲拖雷的妃子脱忽思

脱忽思原是克烈部王罕的女儿，是成吉思汗的儿子拖雷的妻子。在拖雷去世后，她成为旭烈兀的第一妻。尽管旭烈兀娶了许多妻子，但脱忽思始终是他的第一后。她的地位也体现了蒙古婚俗中的继承性，尽管旭烈兀的其他皇后们比她年轻，但她却因曾是父亲的妻子而位居她们之上。

四、窝阔台收继父亲成吉思汗的妃子木哥

窝阔台的第三任皇后木哥，是成吉思汗时期的妃子。在成吉思汗去世后，木哥成为了窝阔台的妻子。窝阔台对木哥的宠爱甚至引发了兄弟间的嫉妒。成吉思汗死后，木哥被传给了窝阔台，而她与成吉思汗的关系在当时的蒙古社会中也是一种正常的继承婚俗。她的历史故事不仅显示了蒙古人对于妻妾继承的传统，还展现了这种制度如何在政治和家庭中产生复杂的情感与权力斗争。

蒙元婚俗的历史根源

收继婚的习俗并非蒙元时期才出现，它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远追溯至匈奴时代。蒙古人深受草原文化的影响，这种婚俗可以追溯到数百年前。

蒙古族的收继婚习俗反映了他们对死后灵魂的理解：寡妇被认为会在死后回归到其第一个丈夫的身边，因此在她的余生中，继承人的婚姻继承传统成了保证家族传承的一种方式。在蒙古传统中，继母的角色常常由继子承担，而这也导致了父子两代继承同一妻妾的现象。

随着蒙古帝国的扩展，这一风俗被引入中原，而汉族则不太能接受这一制度。元朝后期，为了适应汉文化，皇帝甚至下令禁止这类婚姻，尝试让这种习俗在汉地消退。

总的来说，蒙元时期的收继婚制度，虽然在汉族儒家文化中被视为乱伦，但它仍然是蒙古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并在元朝的政治和社会结构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这一制度的演变，不仅反映了蒙古人的生活方式，也揭示了帝国制度对社会风俗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