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川西懋功成功会师。起初,这一事件应该是值得庆祝的好消息,然而,双方的喜悦却没有持续太久。随着时间的推移,局势逐渐变得微妙起来。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因为红一方面军在长时间的苦战后,士兵们大多疲惫不堪,衣衫褴褛,且人数仅剩下万余。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红四方面军,虽然刚刚从西渡嘉陵江出发不久,但他们连续取得了胜利,兵员充足,粮草充盈,士气高昂。两者的差距非常明显,双方之间逐渐产生了矛盾。
在这样的背景下,张国焘的野心愈发膨胀,他开始不断提出要求,希望能获得更多的权力。为了维护统一,中央尽量满足他的要求,但对于那些不合情理的提议,中央始终坚持拒绝。面对这种局面,张国焘心生异心,暗自决定要另立门户。
起初,两大方面军合并后决定分成两路北上,但刚刚出发没多久,张国焘便突然改变主意,坚持要求南下。眼看局势日益紧张,毛主席只能选择带领红军单独北上,两支主力部队因此分道扬镳。
由于局势突变,原红一方面军混编在左路军的部分干部陷入了尴尬境地,他们的选择也各不相同。像朱德、刘伯承、红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等人,坚定地与张国焘的错误路线作斗争,承受了巨大的压力。然而,也有一些高级干部动摇了立场,甚至在卓木碉会议上公然支持张国焘,其中包括原红9军团政委何长工、原红9军团军团长罗炳辉、原红5军团政委李卓然、原红5军团工作部部长邵式平。
徐向前元帅曾在回忆录中提到,那时的气氛非常压抑,没有人愿意出头。于是,张国焘指定了来自一方面军的干部发言。这些人列举了若干具体事例,言辞激烈。红四方面军的同志们从未听过这些事,纷纷议论纷纷。徐帅及其他红四方面军的干部也曾提及过此事。
这四位干部此前一直在红一方面军工作,他们的言辞影响巨大,甚至误导了不少人。那么,他们后来又经历了什么呢?
一、原红九军团政委何长工
在这四人中,最让人唏嘘的是何长工。从履历来看,他无疑是毛主席的铁杆支持者。他的原名叫何坤,“长工”是毛主席亲自为他起的,寓意着他永远是人民的“长工”。
1927年,何长工参与了毛主席领导的秋收起义,并随部队上了井冈山。在井冈山站稳脚跟后,毛主席急于了解南昌起义余部的动向,由于通讯不便,毛主席决定派人去寻找,何长工便承担了这一任务。
何长工十月初出发,辗转多个城市,最终在12月底与朱德等人汇合。朱德曾在报纸上看到关于秋收起义的消息,但并不确定其发展情况。当他听到何长工讲述井冈山革命事业的进展时,异常激动,紧握何长工的手说:“我们一直在四处奔波,愁找不到地方安顿,你的到来真是太好了!”
此后,何长工将这番情况报告给毛主席,并成为两支队伍的联络人。在朱毛成功会师时,何长工也为双方介绍了彼此。
何长工的贡献巨大,因此他的地位也一直非常高。1930年,他担任红8军军长,五年后升任红九军团政委。按理说,若顺利发展,1955年他完全有可能被授予上将军衔。
然而,没想到的是,他这位毛主席的亲信竟然在草地分兵时,支持了张国焘的南下路线。在卓木碉会议前,32军政治部主任黄火青曾找过他,希望32军与红5军一起北上寻找中央,但何长工未作表态。会议后,罗炳辉、何长工的态度令大家大失所望,支持中央的干部纷纷聚集到黄火青身边。黄火青回忆说:“散会后,政治部干部都聚到我屋里,大家都非常气愤,罗炳辉和何长工已倒向张国焘了。”
何长工自己也在晚年提到:“我们分到左路军的同志,一部分人跟随张国焘误入死胡同,这其中有许多曲折和压力,但最根本的是我主观上犯了错误。”这一段经历,给何长工的影响深远。
张国焘南下之路最终失败,三大主力会师在陕北,何长工的军旅生涯逐渐与主力部队脱离。抗战时期,他主要从事军事教育工作,历任抗大第五大队大队长、总校教育长、副校长等职;解放战争期间,他负责军械工作,曾担任东北军事政治大学副校长、东北局军工部部长等职。
尽管何长工在1955年未获得上将军衔,但他依然在各个重要岗位上发挥作用,1980年更当选为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他的经历可谓是“高开低走”,但这一路的选择,最终都源于他自己的决定。
二、原红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
罗炳辉是一个传奇人物,他的原型在电影《从奴隶到将军》中有过描述。罗炳辉从1915年开始从军,1929年加入红军后,展现出极强的军事才能,后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36位军事家之一。然而,草地分兵时,罗炳辉的选择错误,甚至差点间接导致彭绍辉遭遇不幸。
两大方面军合并后,彭绍辉被调任为左路军30军参谋长。在中央红军北上后,叶帅发电报请求原红一方面军的干部尽快汇合。然而,彭绍辉与一些同志在夜色中悄悄离开了左路军,却不幸被红四方面军的干部截获。彭绍辉曾写信给朱德,然而这封信并未送到朱德手中,而是被交给了罗炳辉,后者转交给了张国焘。张国焘看到后大为愤怒,差点造成严重后果,幸好朱德及时化解了这一危机。
会师后,毛主席依然对罗炳辉信任有加,原本打算让他去山东指挥八路军,然而由于罗炳辉已调任新四军,未能成行。尽管如此,罗炳辉在解放战争中依然凭借显著战功升迁,直至病重去世。他的过早离世,令人感到遗憾,若他能坚持到1955年,必定会获得上将军衔。
三、原红5军团政委李卓然
李卓然在中共党史中具有深远的影响,他在1922年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且曾在苏联学习。他不仅是中共党员,还是苏共党员。
在中央苏区,李卓然曾担任红军司令部总直属队总支书记、毛主席办公室主任等职务,且一直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
然而,在卓木碉会议上,李卓然与张国焘站在了一起,这使得他后来历任西北局委员、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西路军政治部主任等职。虽然最终他转到新疆,军旅生涯大致结束,但在回到延安后,李卓然继续为新中国的宣传工作贡献力量。
尽管他选择错误,但李卓然始终坚守革命的信念,为新中国的建设做出了贡献。
四、原红5军团工作部部长邵式平
邵式平的名字在赣东北一带曾广为流传,他与方志敏并肩领导了戈横起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