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团结抗争时期，成为了中华民族在外敌入侵面前同仇敌忾、共抗强敌的重要历史事件。这场战争，正如一句中国古话所说，“不分南北，不分老幼”，每一个中国人都参与其中，甚至连那些通常远离世俗纷争、修身养性的僧人也投身其中，加入了民族的抗战大潮。这并非空口无凭，而是史实的真实写照。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僧人通常是受人尊敬的群体。人们尊敬他们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他们修行佛法、行善积德，另一方面是因为在国家危亡之际，他们总是会挺身而出，捍卫正义，捐躯救国。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位“巨赞法师”，便是这样一位与时代命运紧密相连的高僧。

巨赞法师的早年并非从事佛门之事。他原本是一名有志气的青年学子，怀抱理想，追求着自己的理想之路。然而，命运弄人，在动荡的社会背景下，他的生活轨迹也发生了巨大的转变。1931年，巨赞法师因追求革命理想而离开家乡，踏上了四处活动的道路。也就是在这一年，他因躲避追捕而来到杭州的灵隐寺。或许冥冥之中早已注定，灵隐寺的静谧和佛法的深邃让他逐渐接触到了佛教的精髓，并深受太虚法师的影响，最终决定剃发出家，投身佛门，从此开始了他与佛法相伴的传奇一生。

然而，尽管在佛门中修行，巨赞法师并没有过上长期的“出世”生活。随着日军南侵，中华民族的命运危在旦夕，巨赞法师决定走出寺庙，投身到抗日救亡的第一线。他动员寺内的僧人们加入到抗日行动中，不仅亲自走上街头散发传单宣传抗日，还秘密为地下组织传递情报，甚至帮助党组织隐藏同志。巨赞法师的英勇事迹在党内高层中传开，得到了许多领导的认可。叶剑英元帅和周恩来总理等领导先后到抗日前线时，曾经与这位勇敢的僧人有过接触。

在叶剑英元帅的建议下，巨赞法师牵头成立了“南岳佛道教救难协会”，一个由僧人组成的爱国组织。这个组织积极参与抗日行动，为民族的存亡献出了自己的力量，也因此获得了社会各界的尊重。周恩来总理得知南岳佛道教救难协会为国家所做出的贡献后，特意亲笔写下了“上马杀贼，下马学佛”八个大字，以此表达对南岳僧侣们在民族危亡时刻所展现出来的英雄气概和忠诚精神。

巨赞法师的领导作用和其在抗战中的贡献，使他与党和政府建立了深厚的友谊。随着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抗战最终迎来了胜利，国家在经历过革命洗礼后，迈向了新的历史征程。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是千千万万中华儿女为之付出生命的胜利果实。当时，巨赞法师作为唯一一位出家人，受邀参加了开国大典。此时，他已经成为了党和新中国的重要朋友之一，理应为新中国的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建国后，巨赞法师依然没有忘记自己最初的佛法追求。他不仅留在北京，担任了佛教筹备协会的会长，还成为了中国佛学院的第一任院长，致力于佛教的振兴与发展。在他的推动下，佛教在新社会中焕发了新生，逐渐融入了新的社会体制，并逐步恢复了昔日的盛况。巨赞法师也多次组织并参与佛教经典的编纂和讲学，他的努力不仅加深了人们对佛学的理解，也为佛教的传播贡献了巨大力量。

作为两岸人民友谊的纽带，巨赞法师还曾多次前往香港、澳门等地进行传教，同时应邀赴台湾等地讲学，成为了两岸佛教交流的重要人物之一。虽然有不少人曾建议他，凭借其卓越的才能与社会地位，如果放下袈裟回归世俗，定能大展宏图，但巨赞法师从未动摇过自己作为佛教徒的决心。在他心中，他早已是佛家弟子，一生的使命就是弘扬佛法，助力世界人民建立信仰。

巨赞法师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他始终坚守自己的信念，始终未曾脱下袈裟。在动荡的年代，他不仅坚持着个人的修行，也在社会和国家的关键时刻，积极为民族解困，保护了佛教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即使身处险境，巨赞法师依然不忘向大众传扬佛学，特别是在战乱年代，他为保护古代佛教寺院和遗址，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晚年的巨赞法师依旧全身心投入佛学的传播与弘扬工作，他的贡献与经历无疑在中国历史上占据了重要一席。1984年，巨赞法师在北京圆寂，享年77岁，僧腊五十二年。回顾他的一生，经历了社会的变迁与动荡，能够在那样的时代中“独善其身”，无疑是一种巨大的个人成就。对于一位能够在现代社会取得荣誉与地位的高僧来说，甘愿静心修行、坚守佛法，是一种深深的自我奉献，也代表着无私的伟大精神。这，正是一个大成高僧所必须具备的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