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回忆上甘岭战役时，崔建功将军曾提到过，1950年4月，贵州爆发了一场规模庞大的匪乱，武装土匪人数超过了13万，装备精良，其中包括1100多挺机枪。而我国当时参与剿匪的部队，仅有三个师，总兵力不足四万人。尽管在兵力和武器装备上存在较大差距，我军却凭借坚强的意志和高超的战术，迅速在战场上取得了一系列胜利。这不仅仅是因为我军指战员的勇敢和卓越的训练水平，更因为土匪之间缺乏协作，彼此松散，且很多匪徒继承了国民党军“不顾他人死活”的传统，最终被我军逐一击溃。

在剿匪行动中，特别突出的是我军第五兵团第十五军45师的134团和135团，他们面对的敌人是杨正斌和罗湘培的两股匪军。杨正斌和罗湘培各自领导一个匪军部，旗下包括六个师，总兵力超过两万人。我军则采取了“擒贼先擒王”的策略，134团和135团轮番进攻，只要杨正斌和罗湘培一有动静，接应他们的匪徒们就会迎来灭顶之灾。

贵州地形复杂，多山多洞，其中的溶洞常被土匪作为抵抗剿匪部队的堡垒。针对这一情况，我军根据战斗经验，逐渐摸索出了一套有效的溶洞攻坚战术。1950年4月25日，134团成功攻占了杨家洞，活捉了杨正斌以及其他几名匪首。5月2日，135团攻破了郎岱县的窗子洞，捕获了安克庚以及李名山的儿媳妇，得知了罗湘培的藏匿地点。李名山本是织金县的恶霸地主，他不仅剥削农民，还常常以极端手段对待那些无力交租的贫苦百姓。李成举——李名山的侄子，叛军中的高层人物，曾为杨正斌被俘后，成为了罗湘培手下的重要人物。

在一次剿匪任务中，李名山的匪徒偷袭了我军的后勤队伍，抢走了药品，并残忍杀害了11名战士。这一事件震惊了当地百姓，李名山也因此名声大噪。而在逃亡的过程中，罗湘培一度躲进了织金县，并与李名山保持联系。然而他很快发现，李名山的所谓“总指挥”并没有多少实权，只是凭借自己的家族背景和地势优势吹嘘，实则无能为力。尽管如此，罗湘培依然与李名山虚与委蛇，最终带着手下亲信逃往了水城县的杨梅乡。

然而，这一战术并未令李名山从容，他依然坚信有侄子李成举的支持可以翻盘。于是，李名山带着家人和手下躲进了四方洞。四方洞坐落在悬崖上，周围地势险要，进出难度极高，是天然的防御要塞。我军随即对四方洞展开了包围攻势。尽管前期的战术失效，我军很快调整策略，利用重火力封锁洞口，并在山崖上搭建平台，通过木材和手榴弹对洞内的匪徒进行压制。

李名山被困洞中，不禁焦虑，而他的儿媳妇被我军收捕后，也参与了宣传劝降。在宣传和持续的战术压力下，李名山终于意识到无法逃脱，决定率领手下47名匪徒投降。5月12日，李名山带着匪徒从四方洞中走出，向我军投降。

但罗湘培的势力依然顽强，尽管许多匪首已经被剿匪部队击溃或俘获，剩余的匪军依然顽固抵抗。罗湘培通过联络其他叛军，重整旗鼓，企图再次反扑。我军则迅速调整战术，集中兵力，一举歼灭了罗湘培所剩无几的力量。7月9日，经过连续的剿匪战斗，我军成功解放了被匪徒占领的各大县城，并抓捕了16名重要匪首，彻底削弱了叛匪的实力。

然而，罗湘培并未轻易投降，他在水城县杨梅乡恢复了元气，并得到了一些其他叛军的支持。罗湘培开始与各大匪首联合，成立“黔西北九县游击纵队”。虽然这一提议引起了不小的争议，但在混乱中，罗湘培成功带领这些匪首达成了共识。尽管如此，罗湘培依然面临着诸多挑战，尤其是李成举与其他叛军的关系紧张，使得他很难得到绝对控制。

随着剿匪部队的不断推进，贵州境内的匪乱逐渐得到控制。7月27日，134团通过侦察连的巧妙行动，摧毁了李成举的老巢，随后联合其他部队成功击败了李成举的残余力量。8月26日，经过几个月的激烈战斗，我军对罗湘培最后的根据地发动了全面进攻。经过艰苦奋战，9月19日，我军成功将罗湘培和其他匪首一一击败，彻底消灭了这一匪乱。

罗湘培的覆灭，标志着贵州剿匪斗争的胜利，剿匪部队通过精湛的战术和坚定的决心，最终将这些罪大恶极的匪首连根拔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