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国强

“谏”，自下而上建言之谓也。历史上“谏”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为“直谏”，尖锐明确，直截了当，近乎如今常见的公开批评；另一类则为“曲谏”，转弯抹角，委婉得体。某些特定情形下，既能使谏者保住自身，又能达成预期效果，堪称艺术。

明代正德年间，秦藩欲加封陕之边地，暗中用重金贿赂权臣。皇上准奏，并令梁储起草诏书。梁不敢违旨，他思虑再三，便在诏书上写道：太祖曾有令，说此处地广富饶，藩王若得，定会多养士卒马匹，也会因富庶而骄纵，一旦有奸人挑拨引诱，将行为不轨，既不利国，也不利民。而后又表示了一番对秦藩的“关注”与“提醒”，希望藩王不可在此收聚奸人，多养士卒马匹，也不可听信他人挑唆……皇上阅后方知其中利害，便立即收回承诺。这则诏书通过“晓之以利害”达到了劝谏目的。

宋代张耒在《明道杂志》中也讲过这么一个故事。“王荆公为相，大讲天下水利。时至有愿干太湖，云可得良田数万顷。人皆笑之。荆公因与客话及之，时刘贡父学士在坐，遽对曰：此易为也。荆公曰：何也？贡父曰：但旁别开一太湖纳水，则成矣。公大笑。”这王荆公就是王安石。对于“放干湖水得良田”这等事，刘学士并没有上来就“开怼”，而是采取一种诙谐的方式进行反驳，“再开一个湖用来放太湖的水”。这可视为善于“喻之以理”的一个例子。

还有一种劝谏则是从“动之以情”入手的，最典型的莫过于那则《触龙说赵太后》。触龙从走路、饮食等日常生活琐事谈起，又表达自己关怀小儿子，投太后爱子的心意；然后再从太后爱远嫁为燕后的女儿，但并不希望她回来，指明长安君今日不去为质“有功于国”，将来“何以自托于赵”的道理。触龙把政治远见寓于人之常情之中，最终取得了被谏者赵太后感情上的共鸣。

从古至今，生活工作中难免有需要“止误纠偏”的问题。无论作为“当局者”还是“旁观者”，在提出建议时，如果都能以效果为目的，讲究一点“谏”的艺术，不仅可以把问题说明白、讲透彻，还能让彼此打开心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