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十大元帅中，刘伯承与贺龙这两位元帅显得尤为特殊。他们两人有过合作，但这种合作可谓是稀少且珍贵，尤其是面对重大战役时，他们的联手机会更是少之又少。回顾历史，他们两次一同参战，第一次便是南昌起义。

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首次独立领导的武装反抗国民党行动，意义重大。贺龙当时担任国民革命军第20军军长，带领着1.5万名兵力（占起义军的70%）担任总指挥，刘伯承则是起义的前敌参谋长。两人携手一起制定了南昌起义的计划，最终这次起义一举成功，震惊了整个天下。这标志着他们的第一次合作，虽说是联手作战，但也为后来的不同路径埋下了伏笔。

起义成功后，刘伯承与贺龙各自走上了不同的军事道路。贺龙向西扩展队伍，刘伯承则前往苏联深造，学习更为高深的军事战略。在红军时期，贺龙主要活跃在红二军团（红二方面军），而刘伯承则多次参与指挥中央红军。直到1936年，两人在红二、四方面军会师时，才再次相遇。即便如此，合并后的军队也未进行过大型联合作战。

进入抗战时期，刘伯承率领129师在太行山作战，而贺龙则在晋绥地区指挥120师，虽然他们各自在不同的战场上屡战屡胜，令日军闻风丧胆，但他们并没有在同一战场上进行过联手作战。在解放战争的初期和中期，刘伯承继续在中原一带作战，贺龙则活跃在晋绥和陕甘宁地区，两人依然没有进行过协同作战。

然而，历史的潮流最终再次让这两位南昌起义时的老搭档重聚，并共同出现在历史的前沿——解放大西南的战场。1949年，刘伯承和贺龙再次强强联合，指挥了解放大西南的战役，最关键的战斗便是成都战役。

西南战役的部署与分工

刘伯承当时是第二野战军司令员，他带领二野主力从湘鄂边境悄悄南下，直指川东。在11月15日解放了贵阳，30日攻占了重庆，紧接着兵锋直指四川成都。而贺龙担任第一野战军18兵团司令员，他带领部队在陕西佯攻秦岭防线，成功牵制了胡宗南的23万大军，并制造了“北线主攻”的假象。直到11月下旬，贺龙突破了大巴山防线，带领18兵团南下，并于12月21日抵达成都外围，完成了北线合围。

成都战役关键行动

毛主席对成都的作战部署是双重包围：刘伯承的部队从东南方向对敌军进行压缩，逼迫敌军向成都平原集结；而贺龙的部队则从北方南下，堵住了胡宗南的退路。胡宗南见状大为震惊，于12月23日急忙弃军逃跑，国民党军陷入混乱之中。刘伯承和贺龙两军随即协同发起总攻，同时策动了刘文辉、邓锡侯等将领起义，最终使得蒋介石的嫡系李文兵团5万余人投降。

这一次刘伯承与贺龙的联手作战可谓战果辉煌，最终歼敌93万人（其中包括起义和投降的50余万人），一举解放了川、黔、康三省，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陈冠任在其畅销书《十大元帅：解放军十大统帅鲜为人知的历史》中详细对比了这两位元帅在此次战役中的指挥风格和特点。

刘伯承：谋略大师，巧用“奇正结合”

刘伯承的战术核心可以总结为“奇正结合”。他在成都战役中表现出色，充分运用了隐蔽机动的策略：二野主力采取千里迂回的战术，巧妙避开敌人的防线，成功地突破了重庆。毛泽东曾高度评价这一战术为“暗度陈仓”的经典之作。在成都战役中，刘伯承又精准切断了敌军的退路，迫使胡宗南集团陷入绝境。刘伯承突出的战术特点是“活”和“稳”。“活”指的是灵活多变，反向思维，反常用兵；“稳”则强调后勤保障和群众支持，行军途中做到“秋毫无犯”，也因此获得了民众的支持和帮助。

贺龙：勇猛果敢，擅长“以势压人”

贺龙的指挥风格则更多侧重于“勇猛”和“压倒”。他的战术核心是通过心理震慑和士气凝聚来激励部队。比如，在秦岭的佯攻战中，贺龙通过“打而不破”的方式，持续对胡宗南施加压力，使其无法分兵。贺龙还非常注重与部队的士兵同甘共苦，亲临前线鼓舞士气，这无疑提高了部队的整体战斗力。贺龙的战术特点是“放”和“韧”。“放”是指对部下的高度信任，赋予将领更多的自主权；“韧”则表现在突破敌人防线时的决心和坚韧，尤其是在嘉陵江强渡战斗中，他以“最后五分钟”的勇气突破了敌人的阻挡。

刘贺二帅的完美协作

刘伯承与贺龙的互补协作可谓是天作之合。刘伯承以“智”布局，巧妙断敌生机；贺龙以“猛”攻坚，压垮敌人意志。在这次大西南战役中，刘、贺两位元帅在军事上实现了物理与心理的双重打击，而在政治上，也通过策反和群众动员加速了国民党军的崩溃。两位元帅的共同努力，最终以57万兵力歼灭93万敌人，创下了解放战争歼敌数量的纪录。毛泽东曾高度评价这一战役，称其与南昌起义一样精彩。

《十大元帅：解放军十大统帅鲜为人知的历史》一书总结道：“刘伯承与贺龙的合作是谋略家与实干家的珠联璧合。刘帅以巧妙布局断敌生机，贺帅以猛攻摧敌意志，二人成功实现了西南战役的速胜，堪称解放军高级将领协同作战的典范。”该书成为中共党史出版社的畅销书，曾名列中国军事畅销书榜的第一位。然而，盗版横行，提醒读者务必通过正规渠道购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