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仪被称为“一生的提线玩偶”，这个评价深刻地反映了他作为历史漩涡中的个体，其命运几乎完全被时代洪流和各方势力所操控的悲剧性。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关键阶段来分析：

1. 幼年登基：慈禧与清廷的傀儡（1908-1912）

• 年仅3岁被慈禧太后选中继承皇位（光绪帝无子），原因正是他年幼易于控制。
• 登基大典上哭闹不止，摄政王载沣（其父）安抚说“快完了”，一语成谶。他完全不懂皇帝意味着什么，只是被抱上龙椅的象征物。
• 实际的权力掌握在隆裕太后（光绪皇后）和摄政王载沣手中，重大决策如应对革命浪潮、最终下诏退位，都与他个人意志无关。

1. 紫禁城“小朝廷”：前清遗老与民国军阀的玩偶（1912-1924）

• 根据《清室优待条件》，溥仪退位后仍居紫禁城，保留皇帝尊号，民国以外国君主之礼相待。
• 他生活在封闭的宫殿里，被一群念念不忘复辟的前清遗老（如陈宝琛、郑孝胥等）包围、灌输“恢复祖业”的思想。这些遗老将他视为复辟的唯一希望和象征。
• 同时，他也成为民国各派系军阀（如张勋）利用的对象。1917年张勋率“辫子军”进京，拥立12岁的溥仪复辟。这场闹剧仅持续12天即告失败，溥仪再次成为他人政治野心的牺牲品。
• 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彻底废除优待条件，将溥仪驱逐出紫禁城。他的命运再次被军阀的枪杆子所决定。

1. 天津寓公：列强、日本特务与复辟势力的棋子（1924-1931）

• 溥仪逃入日本公使馆，后移居天津日租界。这段时间他表面上是“寓公”，实则周旋于各种势力之间。
• 他成为列强（尤其是日本）觊觎中国利益的焦点。日本特务（如土肥原贤二）对他进行拉拢、恐吓和利诱，灌输“满洲是满族故土”、“日本是唯一能帮助他复国”的思想，为日后利用他做铺垫。
• 同时，他身边依然围绕着各种复辟势力、投机分子和外国代理人，都试图影响和利用他。溥仪自身恢复帝位的强烈欲望，使他更容易被这些势力所操控。

1. 伪满洲国“皇帝”：日本军国主义的完美傀儡（1932-1945）

• 这是溥仪作为“提线玩偶”最典型、最屈辱的阶段。
• 在日本关东军的精心策划和武力支持下，溥仪被带到东北，先任“满洲国执政”，后成为“满洲帝国皇帝”。
• 他名义上是“国家元首”、“皇帝”，但实权完全掌握在日本关东军手中。关东军司令官是真正的“太上皇”。
• 日本在伪满推行“次长制”（各部门正职为中国人，实权在担任副职的日本人手中），并设立“帝室御用挂”（如吉冈安直）直接监视和控制溥仪的一举一动。吉冈安直甚至长期住在宫里，溥仪见什么人、说什么话、做什么事、签什么文件，都必须经过他的同意或指导。
• 溥仪签署的“法令”、发表的“讲话”，大多由日本人拟定。他没有任何决策权，只是一个用于欺骗国际社会（尤其是东北人民）和维系殖民统治合法性的“橡皮图章”和象征符号。他后来在自传《我的前半生》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作证时，都深刻揭露了这一点。
• 他的个人生活（婚姻、侍卫安排等）也受到严密监控和干预。他生活在恐惧和压抑中，深知自己只是日本人的囚徒。

1. 战俘与战犯：大国博弈与新中国改造的对象（1945-1959）

• 日本战败后，溥仪在逃亡日本途中被苏联红军俘获，关押在苏联。他一度试图申请永久居留苏联，以逃避可能的中国审判，未果。他的命运再次由战胜国决定。
• 1950年，他被引渡回中国，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接受改造。此时，他的命运取决于新中国的政策和改造进程。
• 在管理所里，他从抗拒到逐渐认罪、接受思想改造的过程，虽然有其主观能动性，但整体上仍是新中国政府主导的、旨在将其从“皇帝”改造成“公民”这一宏大工程的对象。

总结其“提线玩偶”的本质：

• 象征价值大于实际权力： 他一生最大的价值在于他作为“清朝末代皇帝”和“爱新觉罗后裔”的身份象征。各方势力（遗老、军阀、列强、日本）看中的是这个符号所能带来的合法性、号召力或利用价值，而非他本人。
• 缺乏自主选择权： 从登基、退位、被逐出宫、被诱骗至东北、成为傀儡皇帝、成为战俘、被引渡、被改造，其人生所有重大转折点，几乎都是被外力（时局、强权）推着走，而非自主选择的结果。
• 被利用的工具性： 他始终是各种政治势力实现自身目的（复辟、割据、侵略、殖民统治、战后审判、思想改造）的工具。他个人的意愿（尤其是复辟愿望）虽然存在，但最终总是被更强大的力量所裹挟、扭曲和利用，服务于他人的图谋。
• 权力始终在幕后： 无论是慈禧、摄政王、遗老、军阀、日本关东军，还是后来的苏联、新中国政府，真正的权力和决策者始终在幕后操控着溥仪这个前台木偶。

因此，说溥仪一生皆是别人的提线玩偶，是对他被动卷入历史洪流、身份被反复利用、个人意志被严重压制甚至剥夺的悲剧命运的一种高度概括。他的一生，是个人在时代巨变和强权政治面前极度渺小和无力的真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