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后，随着局势的不断变化，各大根据地的干部和部队被指派北上，挺进东北开辟新的战区。进入东北后，部队接管了大大小小的城市，并逐步发展起武装力量。随着中苏签署《中苏友好条约》，再加上美国的帮助，运送兵员进入东北，我军决定撤离城市，转移到广大农村和中小城市中去。因为没有明确的根据地支撑，必须依赖农村来发动群众，所以采取了“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战略。

尽管松花江以北地区并没有国民党的正规军，但却存在着大量的土匪，这些土匪很多具有较强的政治背景，原本是伪警察、伪军人、特务、地主和恶霸等团体的成员，还接受了国民党任命的顽匪指挥。由于这些土匪反动立场强烈，顽固抗拒，我军必须要集中力量进行剿匪，这成为我军进入东北后的首要任务。

要想确保后方的稳定，剿匪工作显得尤为重要。因为土匪与敌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往往配合敌人破坏后方的稳定。上级将干部调往各地，发动群众，发展武装力量，并集中力量剿匪。在这当中，合江地区的土匪问题尤为严重，成为我军重点清剿的对象。为此，上级指派方强担任军区司令员，张闻天为省委书记。

方强到任前，已有一支800多人的新部队，并且从其他地方调来160名干部。然而，合江地区的土匪力量庞大，人数多达数万，其中主要的四大土匪集团分别是谢文东、李华堂、张雨新和孙荣久等。方强带着十多位干部，抵达佳木斯后，与前期抵达的40多名抗联干部共同投入到这项艰巨的任务中。

这些800人的部队最初是由孙靖宇领导的，并改编为三江人民自治军。孙荣久是孙靖宇的亲戚，日军投降后，孙靖宇收编了孙荣久的部队。孙荣久由于职位较低，后来被张雨新收编，任命为中将军长，带领六百余人。而这些土匪则占据了合江大部分城市、铁路与公路，并与国民党军勾结，实施严重的破坏。方强上任后，最紧迫的任务就是消灭土匪，力求在6个月内扭转敌我态势。

当时，我军提出了“投降不杀，缴枪留命，回家分地”的口号，并通过多种形式开展土匪家属的工作，采取军事与政治双管齐下的策略。然而，合江地区的形势异常严峻，敌强我弱，敌隐我明，局势对我方极为不利。自1946年1月起，经过合江军区与359旅的联合作战，成功消灭了土匪7600余人，我军人数也从最初的800人扩充到了9000人，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与最初要求在6个月内从被动转为主动的目标仍有差距，因此，四大土匪的力量并没有受到致命打击。

1946年8月，因战况未达预期，上级决定调任贺晋年为合江军区司令员，方强改为政委。很多人或许不理解这个调动的原因，但其实贺晋年在剿匪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曾长期在陕甘宁地区参与剿匪工作，此次他被调任，目的就是进一步加强剿匪工作。换将的决定，实质上是因为方强的剿匪方针与部分领导意见产生了分歧。

合江省委书记张闻天认为，剿匪的方针应该是坚决消灭，而不是争取。这些土匪背后都有坚固的政治背景，很多是伪满洲国的军警、特务、地主和恶霸等，性格极为顽固。而且从实际情况来看，这些土匪即使暂时投降，也难以信任，因为他们随时可能叛变。虽然当时的剿匪部队已扩展至9000人，但部队的成分复杂，内部有不少曾为土匪、伪警察等，他们带来了过去的不良作风，给部队造成了很大的困扰，严重影响了作战效果。

贺晋年到任后，立即与省委书记张闻天协作，首先做的就是严格军队纪律，改善军政、军民关系。张闻天明确提出，剿匪不能采取铁壁合围、分进合击的方式，这样难以捉拿匪首。相反，要通过穷追猛打，采取歼灭战的方式来迅速消除土匪。贺晋年果断实施了“三猛战术”，即猛追、猛打、猛冲。在此基础上，他与359旅谭友林共同成立了剿匪指挥部。从1946年9月开始，我军集中力量打击谢文东、孙荣久、刘山东等土匪，经过半年不到的时间，迅速清除合江地区的匪患。

剿匪行动成功后，贺晋年与方强被调离合江军区，贺晋年担任骑兵纵队司令，后来转为7纵副司令、11纵司令，并兼任兵团副司令；而方强则被任命为独立师师长，之后也逐步升任副军长、军长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