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战国时期，商鞅、公孙衍、张仪等人常被称作“国际主义战士”，与屈原等“爱国者”有着明显的不同。对于屈原来说，无论楚国如何使用他，他都会全力以赴；而楚国如果不再需要他，他也会选择为国殉命。然而，商鞅和公孙衍等人则并不抱有如此强烈的“爱国”情怀。商鞅虽然是卫国人，却从未考虑为卫国而死；公孙衍和张仪则都是魏国人。倘若他们真心热爱祖国魏国，理应全力为魏国的强盛而努力，但事实并非如此。

公孙衍实际上是张仪最大的政治对手，而苏秦则并非真正的竞争者。根据史记的记载，公孙衍的首要选择并非魏国，而是秦国。张仪最初也计划前往赵国，但最终的首选也是秦国。二人都没有选择为自己的祖国魏国效力，这种行为更像是今天的联合国秘书长，而当时并没有类似的职位。

公孙衍来到秦国时，正值商鞅遭遇了致命的打击，秦国的政坛出现了权力的空缺。凭借其卓越的口才，公孙衍成功说服了秦惠文王，最终获得了秦国最高职位——大良造，也就是相国。此时，公孙衍为秦国制定的首要打击目标竟然是魏国——他的故国。魏国与秦国争夺的河西之地，是战略上的关键所在，谁能占据河西，谁就能在战国的博弈中占得先机。最终，公孙衍指挥秦军彻底夺取了河西，这一举措使得魏国从一个有资格争夺天下的强国，沦为一个失去了优势的二等国。

根据公孙衍的计划，魏国已经失去了战力，秦国不应继续追击，而应将目光转向其他敌国，尤其是考虑到当时秦国背后还面临着义渠等潜在威胁，稳定西部局势，才是秦国的最佳选择。然而，公孙衍未曾预见到，来自魏国的另一个说客张仪，却把握住了这个破绽，一举夺取了权力。张仪告诉秦惠文王，魏国四面受敌，正是消灭魏国的大好时机。他指责公孙衍“为了个人利益而放弃大义”，并把公孙衍描述成一个小人，最终让秦惠文王疏远了公孙衍，重用张仪。

然而，张仪的主张并没有完全合理。虽然义渠的威胁确实存在，但公孙衍的建议显然是更加符合当时的战略需求。最终，秦国果然因义渠的骚扰而不得不暂停东征，秦惠文王的王后芈八子，为了彻底解决义渠的威胁，甚至不惜与义渠国王勾结，用自己的肉体换取了秦国的胜利。若非如此，秦国可能长期陷入东西两线的作战，统一大业也会被拖延得更久。

然而，公孙衍的计划最终被张仪摧毁，他的权力也因此被剥夺。公孙衍的失望无法言表，他迅速转身，成为了五国联合反秦的支持者，甚至与义渠君秘密接触，提醒他不要轻易相信秦国的虚伪承诺。公孙衍在魏国的这番言辞准确预见了秦国的行为，并帮助义渠国成功地对秦国发起了反击。

但历史并没有按照公孙衍预见的路线发展。最终，魏国在张仪的连横政策下重新臣服于秦国，义渠国的反抗也因秦国的巧妙手段而失败。公孙衍最终未能逃脱魏国内部的政治斗争，最终被杀。尽管如此，公孙衍的智谋与战略眼光，依然让他在战国时期的谋士中名列前茅。

公孙衍和张仪作为合纵与连横的创始人，他们的影响力深远。公孙衍主张的合纵政策，本意是联合其他国家共同对抗秦国，打破秦国的强势，而张仪则主张通过连横，一一收买其他国家，以达到削弱敌国的目的。两人的战略理念完全对立，形成了历史上的两大派别。

在公孙衍为秦国收复河西之地后，魏国的地位也发生了剧变。公孙衍并未止步于此，他推动的合纵策略，曾经一度促使魏、赵、韩国和燕等国家联合反秦，虽然最终失败，但这一策略曾给秦国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与此同时，公孙衍的影响力并未因为失败而消退，直到他去世，他依然是一个值得尊敬的谋略大师。

而公孙衍之所以失败，除却命运的捉弄，还因为战国时期各国之间的复杂政治博弈，以及不同国家领导人的策略差异。公孙衍一生的努力，终未能扭转历史的潮流，但他的政治远见与谋略，使得他在历史的长河中，仍然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