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3年，袁世凯和张之洞这两位清朝重要的官员联合上书皇帝，提出废除科举制度的建议。随着时代的进步，人们逐渐意识到，科举制度已无法选拔出真正适合朝廷的能人，这一传统体制也暴露出了不少弊端。到了1904年7月，为了庆祝慈禧太后的七十岁寿辰，清朝特别举行了一次恩科考试，成为了科举制度的最后一次盛会。次年，清政府宣布废除科举制度。那一年，来自河北肃宁县的刘春霖考中状元，成为最后一位状元。这个在动荡时代诞生的状元，他未来的命运会是怎样的呢？

时代的一粒沙子，落在一个人的头上，就是一座山。这句名言非常适合刘春霖。作为状元，刘春霖的才华无可挑剔；如果他出生在前朝，凭借这一身份，飞黄腾达、名扬四海并非难事。然而，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状元，刘春霖的处境却显得有些尴尬和无奈。

按照明朝的传统，每一届进士都会由政府出资，在北京文庙树碑立传以纪念。然而，到了刘春霖这一届时，清朝已经深陷内忧外患之中，朝廷自己也难以维持，科举制度的废止已是板上钉钉。因此，刘春霖和其他进士们，只得自行筹资，在北京的孔庙立起了自己的题名碑。这块碑，象征着科举制度一千三百多年历史的终结，宛如一首悲壮的挽歌，见证了一个时代的终结。

时代不断前行，一些人和制度必然被淘汰。制度虽然废止，但人活在时代的洪流中，只有不断适应新的变化，才能继续生存和发展。

考中状元后，朝廷任命刘春霖为翰林院修撰的官职。深知时局动荡，他并不愿意固守旧制，便很快申请出国留学，前往日本东京政法大学深造，希望能开阔视野，准备面对未来的挑战。

1907年，刘春霖回国后，担任了保定高等学堂的监督，相当于今天的校长。1909年，他还当选为直隶省议员和资政院议员，逐渐进入了政治舞台。

当时，清朝财政困难，官员的薪水也非常低，许多官员不得不依赖副业来维持生计。刘春霖也不例外，凭借他精湛的书法技术，轻松解决了生计问题。科举考试极为重视书法，作为状元，刘春霖的书法天赋非常出众。尤其擅长小楷，笔画清秀、刚劲柔和，具有独特风格。

在他考中状元前的几年，刘春霖在北京专心备考时，一位王爷曾引荐他为慈禧太后抄写佛经。此事使得刘春霖的书法声名大噪，开始在书法界崭露头角。

他考中状元后，好友雷雨琴将他所书写的佛经文字带到上海，进行石印制字帖，反响热烈，畅销不衰。于是，刘春霖开始陆续出版自己的小楷字帖，这些字帖也非常受欢迎，书法作品逐渐成为他的重要经济来源。

1915年，刘春霖将自己殿试时的状元文章整理出来，手工书写成《殿试帖》，并印刷出版，受到了读者的热烈欢迎。即使有些人不练字，他们也会购买这本字帖，以欣赏状元的文采。该字帖先后印刷了三次，销量可观。

由于字帖的畅销，市场上出现了盗版现象。雷雨琴遂向清政府申请保护版权，要求打击盗版行为。1905年，清政府发布了相关告示，严禁私自翻印，若有人违反，将依法严惩。雷雨琴还在新字帖上加印了自己的肖像，并在最后一页标注了版权所有，翻印必究的字样。这一做法提升了版权意识，也有力地促进了版权观念的普及。

刘春霖凭借他作为状元的身份和出色的书法技巧，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品牌效应。民间流传着学颜真卿学大楷，学刘春霖学小楷的说法，可见他在书法界的崇高地位。

然而，刘春霖未曾预料到，卖字将成为他晚年生计的主要来源。晚年时，随着日本军队的入侵，他几乎失去了一切。在逃亡的过程中，他又重新拿起了书法，靠卖字为生度过艰难的日子。

新中国成立后，刘春霖的名字并没有被遗忘，他的书法作品被收入《中国书法大辞典》，并获得了广泛认可。

尽管书法上春风得意，刘春霖的内心却常常感到迷茫和愤怒。辛亥革命后，他曾一度隐居家中。因为身份特殊，他多次被邀请复出，担任一些职务。曾任中央农事试验场场长，也在北洋政府担任过多个职务。期间，他深刻目睹了官场的腐败与无能。

他渐渐意识到，尽管清朝灭亡，北洋政府并未带来更好的局面，反而更加腐败无能，军阀割据，民生困苦。面对这样的现实，刘春霖虽然心中充满愤怒，但他也明白自己的能力有限，难以改变局面。于是，他选择隐退，辞去官职，回到北平过上了隐居的生活。

他在1928年辞官后，开始深入基层，接触社会底层，了解百姓疾苦。作为一个出身贫寒的人，他对底层百姓的痛苦感同身受，努力帮助他们。1933年，黄河泛滥，河北、山东发生严重灾害，刘春霖发起成立了河北移民协会，在内蒙古为受灾民众安置新家园。该组织成功帮助了330户、约1100人安置。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军侵占东北三省。刘春霖痛心疾首，伪满洲国曾聘请他担任教育部长，但他坚决拒绝了这一职位。七七事变爆发后，日军占领北平，局势急转直下。许多人开始逃亡，刘春霖的朋友也劝他离开，但他坚定地表示：日本人节节南逼，我们岂能去南洋？最终，他决定坚守北平。 日伪政权初占北平时，面临着选市长的问题。日本人不能直接派人当市长，而需要一个有声望的中国人来担任。汉奸王揖唐曾是刘春霖的同科进士，邀请他担任市长，但刘春霖坚决拒绝了这一提议，并公开谴责伪政权的行为。这一举动激怒了日伪政府，第二天便派兵抄了他的家，并用刺刀将刘春霖及其家人赶出家门。经过一番交涉后，家人得以回家，财物也被归还。 这一事件给刘春霖造成了沉重的打击，从此他彻底隐退，远离了尘世的纷争，专心投入到诗书的创作中。刘春霖的晚年生活回归了他在1928年辞官后的状态。这种隐居学术的生活，也代表了当时许多知识分子的困境：心怀家国情怀，但无力施为，只能通过学问为国家贡献微薄的力量。 他将大量精力投入到教育事业，捐资建小学、捐赠校舍和课桌椅，并资助贫困学生完成学业。此外，他还深入研究古文学、史学和金石学，收藏了大量珍贵书籍，为后代学者提供了宝贵的研究资料。 然而，他的心中始终充满了痛苦与遗憾。看到中华大地被日寇蹂躏，国家破碎，百姓疾苦，刘春霖心情极为沉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