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末期，秦国王嬴政经过一系列征战，最终吞并了关东六国，宣告建立秦朝，并自封“始皇帝”。公元前221年，秦朝正式成立。然而，公元前209年，秦始皇去世前一年，陈胜和吴广在大泽乡发动了起义，揭开了反秦斗争的序幕。

旧贵族、士人、官吏等纷纷响应，纷纷组织反秦力量，企图复兴故国。楚国贵族后裔项羽与沛县的小吏刘邦，成为反秦势力的主要人物，并最终推翻了秦朝的统治。

秦朝灭亡后，楚汉两军经过四年的激烈争斗，刘邦最终获胜，于公元前202年建立了西汉。西汉建立初期，国内的政治和军事动荡主要源自各地被分封的异姓王谋反。西汉政府采取了迅速且果断的措施，以严厉手段剿除这些异姓王，并用同姓王代替他们。

这些动乱并未造成太大的波澜，关东六国的旧地几乎未再有复国之举，西汉进入了相对平稳的时期。

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关东六国对于秦朝与汉朝的态度有着明显的不同。为什么六国在灭国之仇之后，依旧能接受汉朝的统治呢？这一问题的答案十分复杂，无法简单以“仇恨秦国，怀念故国”为概括。我们应当认识到：六国的仇恨是六国人民的仇恨，六国的接受也是六国人民的接受。

1. 灭国之仇

关东六国中，像齐、楚、燕等国，建国时间长久，始于周朝初期，传承了数百年；即使是韩、赵、魏等国，尽管建国时间较短，也已经有了两百多年的历史。经历了几百年时间的积淀，各个国家的人民都形成了浓厚的国家认同感。

六国的贵族阶层尤其如此。历史记载中多次提到士人对自己国家的忠诚，例如楚国的申包胥，齐国的王蠋等。秦国灭韩后，张良在弟弟死后不愿安葬，倾尽家财寻找刺杀秦王的机会，为韩国复仇。

《左传》中有“弦高犒师”的故事，发生在春秋时期。一个普通的商人敢于为国家风险生命。在经历了几百年后，秦朝灭了六国，六国的百姓，尤其是贵族阶层，必然有着深重的亡国之恨。

秦始皇统一后，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废除了原有的诸侯分封制度，推行郡县制，这意味着关东六国的国家形式彻底消失。不仅如此，六国的王室大多遭遇不善待的待遇，流放或软禁，甚至被杀害。而六国其他贵族失去了原本的特权，很多被迫迁徙，失去了土地与财富。秦朝的统治代表着地主阶层的利益，但因其高压的专制统治，原本六国的贵族并未变为支持者，反而积攒了对秦国的仇恨。

2. 文化专制

秦朝为了实现国家的统一，采取了焚书的极端手段，旨在消除各地文化差异，确保思想上的一致。根据《史记·秦始皇本纪》的记载，秦朝希望通过统一思想来实现长治久安，但其执行方式却是暴力而严苛的法家手段。这种方式使得士人阶层，尤其是知识分子群体产生了强烈的反感。

这些士人往往拥有独立的个性、批判精神和社会责任感，正因如此，他们与秦朝的文化压制形成了鲜明的对立。六国士人本已对秦有灭国之仇，加上焚书禁学的压迫，积累了更多的仇恨。可以理解，陈胜吴广起义时，士人们最先响应并参与其中。

3. 赋税徭役，严刑峻法

不少人忽视了，最初反秦的起义由关东的农民发起。陈胜是阳城人，出生于韩国，年轻时曾是雇农；吴广是阳夏人，战国时属于楚国。对于农民阶层而言，灭国仇恨并不如贵族深刻，但他们目睹了自己的亲人因秦人的压迫而死，仇恨情绪也逐渐加剧。

然而，秦朝的严酷制度加剧了农民的不满。尽管秦统一后，农民在一定时期内看到了政治变革的希望，但很快，他们发现自己面对的是更加严苛的统治。秦始皇为了大规模的建设项目，征收高额地租和赋税，同时加重徭役，民众生活困苦。

《汉书·食货志》中的记载显示，农民为了应付这些苛捐杂税，不得不忍受艰难的生活，甚至很多家庭几乎无法维持生计。再加上严苛的法律和连坐制度，许多农民要么成为罪犯，被迫劳役；要么因无法满足征税要求而成为被追捕的逃犯，民众只能通过起义来反抗压迫。

4. 秦汉徙豪政策对比

无论是秦朝还是汉朝，都十分担忧关东六国旧贵族的势力。为此，秦汉都实施了“徙豪”政策，即将六国的豪族迁移到不同地区，以削弱他们的影响力。

秦朝的徙豪政策充满了强制性，实施过程中并没有给予旧贵族足够的尊重，反而强制将他们纳入秦朝的政治、法律体系，造成了他们的不满。与此不同，汉朝则采取了更为温和的政策，迁徙贵族时不仅给予他们土地，还允许他们一定的自由，并且为他们提供了适应新环境的帮助。随着时间推移，旧贵族逐渐放弃复国的念头，转而接受汉朝的统治。

5. 士人阶层复兴

秦朝焚书禁学，对士人阶层进行压制。到了汉初，士人阶层迎来了复兴。根据《史记·儒林列传》中的记载，许多失落的经典和文献被找回，士人的社会地位得到恢复。与秦朝时期的压制相比，汉朝的“黄老之风”盛行，士人们的思想和学术活动蓬勃发展。

6. 重农减税休养生息

在秦朝的统治下，底层人民承受了巨大的压迫。秦始皇虽提出过一些重农政策，但由于过于追求个人奢华和政治抱负，这些政策并未得到有效落实。相比之下，汉初实施了以休养生息为核心的政策，减轻了农民负担，鼓励发展农业，推动了社会的恢复和稳定。

关东六国的百姓对秦汉的态度反映了社会各阶层的不同立场。对于旧贵族而言，秦朝的暴政和强制迁徙令人愤慨，而汉朝则提供了更为温和的政策；士人群体在秦朝遭遇压制，而在汉朝却迎来了思想和文化的复兴；而对农民而言，秦朝的沉重负担让他们无法承受，而汉朝则通过减税和政策扶持恢复了社会的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