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70年代的苏联，一场关于劳动与生存的较量悄然展开。这是一个充满挑战和压力的时代，苏联政府面临着一个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越来越多的年轻工人选择了所谓的“躺平”现象。即他们通过故意要求被开除或消极怠工的方式，来规避社会上要求的有益劳动。这一现象不仅威胁着国家经济的稳定性，也对苏联长期以来建立的劳动道德体系构成了严峻挑战。在这一背景下，政府决定采取一系列强硬措施，出台了一项名为“反寄生虫法”的新法律，目的是通过强制劳动来遏制这一社会问题。

反寄生虫法的出台背景

1970年4月，俄罗斯联邦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宣布重新修订并推出一项新的法律，名为“反寄生虫法”。这项修订增添了针对故意失业者的专门条款。此举直接回应了不久前苏共部长会议发布的一项重要指示，指示要求加强对那些逃避社会有益劳动、过着寄生生活的群体的打击。

这项改革的导火索源于1970年2月23日发布的一项联合指示——“关于加强与逃避社会有益劳动并过反社会寄生生活者斗争的措施”。该指示明确要求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的部长会议，必须对那些不遵守社会劳动规定、故意逃避工作的人群进行强制性的工作分配。这一政策旨在确保每一个劳动能力范围内的公民都能够参与到国家的生产活动中，贡献自己的力量。

随之而来的，是乌兹别克最高苏维埃迅速响应，发布了一项法令，规定18至59岁的男性全劳动力和18至55岁的女性全劳动力，若其工作时间不足四个月，将被视为“寄生虫”。这一法令的出台标志着苏联在消除社会中“寄生虫”现象、提高劳动生产率方面，采取了更加严厉的措施。

劳动生产率下降的挑战

从1960年代开始，苏联面临着一个严峻的经济问题——劳动生产率的持续下降，尤其是在年轻工人群体中，故意要求被开除或消极怠工的现象愈发普遍。这个问题不仅严重影响国家经济的稳定发展，还直接挑战了社会主义劳动道德。为了应对这一挑战，苏联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强硬的措施，旨在促进就业并防止“寄生虫”现象的蔓延。

政府的首要举措是通过强制工作分配政策，确保每个劳动能力范围内的公民都能参与到国家的生产劳动中。在这一政策下，那些没有工作或拒绝工作的公民，将会被国家安排到特定的工作岗位上，哪怕这些岗位并非他们自愿选择的。这种做法当时被视为确保全民就业、提高生产率的必要手段。

同时，苏联政府还通过法律手段对那些故意避免参与社会有益劳动的人实施惩罚。1970年，苏联通过了广泛称为“反寄生虫法”的立法，规定无正当理由而拒绝工作、依靠社会福利生活的人，将面临法律制裁。这些制裁措施包括可能的罚款，或强制安排工作岗位，从而确保每个人都能为社会作出贡献。

此外，政府还试图通过改善工人工作环境和提升劳动条件来激励工人积极性。政府加大了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改善工厂设备，同时加强对工人技能培训的投入，以期提高工人的工作效率和生产力。这些措施旨在创造一个更加积极向上的劳动环境，从而提升工人的工作满意度和工作积极性。

然而，尽管政府采取了这些措施，实施过程中仍面临诸多挑战。其中之一是如何准确识别和惩罚真正的“寄生虫”，避免惩罚那些因为经济或社会原因暂时失业的公民。另外，强制工作分配政策也遭遇了不少反对声音，很多人认为这种做法侵犯了个人自由和选择权。

“人浮于事”与就业保障

在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苏联政府为实现所谓的“充分就业”目标，广泛投资于基础设施建设，涵盖从道路、桥梁到工厂、居住区等多个领域。这种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不仅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还极大地推动了国家经济发展。然而，这种做法也带来了一定的副作用——在几乎每一个工厂和企业中，政府要求创造大量超出实际劳动需求的岗位，从而导致了“人浮于事”的现象。

这种“人浮于事”的情况在当时的苏联社会普遍存在。许多工厂和企业为满足政府设定的就业人数目标，不得不设置一些不切实际的岗位。结果是，许多工人发现自己每天的工作量十分轻松，甚至有些岗位完全没有工作任务。这一现象尤其在领导干部的亲戚和朋友之间常见，他们就算不工作或工作表现差，依然能获得相同的工资。这样的制度导致了工作激励机制的缺失，使得一些本来敬业的工人开始模仿那些消极怠工的人，认为努力工作并不能获得更多回报。

随着时间推移，这种现象不仅局限于工厂和企业，甚至在一些国家机关和科研机构中也有所体现。这种广泛的消极怠工态度不仅严重影响苏联的经济发展，还导致了社会的不稳定。生产效率的低下、经济增长的放缓以及工人阶层的不满情绪蔓延，最终使得政府不得不尝试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然而由于体制上的问题，这些措施的效果往往并不显著。

体力劳动岗位的吸引力下降

在苏联的经济和社会体系中，为实现“充分就业”目标，政府保留了大量的体力劳动岗位，这些岗位普遍存在于建筑工地、工厂流水线、公共设施维护和农业生产等各个行业。政府希望通过提供这些工作机会，确保每个劳动能力范围内的公民都有工作，从而保持社会稳定。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政策的缺陷逐渐显现。

这些体力劳动岗位大多数是重复性高、技术含量低的工作，对寻求更具挑战性或有成就感工作的年轻人来说吸引力不足。许多年轻人更倾向于接受更高的教育和技能培训，以便能够从事更为复杂、有意义的工作。其次，这些体力劳动岗位的工资待遇普遍较低，甚至有时低于国家提供的失业金。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年轻人开始权衡工作和领取失业金的利弊，如果工作的收入远远无法覆盖生活成本，他们会更倾向于选择领取失业金，而不是从事这些低收入的体力劳动岗位。

这种趋势对苏联政府来说无疑是一个严峻的挑战。它直接影响到政府实现“充分就业”的目标，同时也反映出经济体制和劳动市场在适应社会发展和人民需求方面的不足。尽管政府尝试通过提高体力劳动岗位的工资和改善工作条件来吸引更多的年轻人投身这些岗位，但由于体制内的限制和资源分配问题，这些措施并未取得显著成效。

社会固化与福利分配不公

到了20世纪70年代，苏联社会中的住房分配问题成为了广泛关注的焦点。由于当时的住房分配由政府控制，并依据工龄来分配，这一制度本意是保障每个工人的福利，尤其是那些长期为国家作出贡献的老工人。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制度的缺陷逐渐暴露出来。

在这种体制下，工人获得住房的标准是其工龄，而非其工作表现或贡献大小。结果是，许多年轻而有能力的工人尽管表现出色，但因工龄不足，无法获得分配到自己的住房，只能继续住在拥挤的职工宿舍中，这些宿舍的条件往往非常简陋。这种住房分配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固化了社会阶层，让那些早早进入职场的工人，哪怕工作表现不佳，也能获得住房，而那些受教育较晚的优秀年轻工人则未能得到同等对待。

这种分配不公的现象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的不平等，尤其是当一些领导干部通过关系和走后门获得更好的住房时，社会的不满情绪愈加加剧。这不仅影响了人民对国家政策的信任，也让许多年轻工人对体制产生了深深的抵触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