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日本将南京作为进攻目标，主要原因是南京在当时被视为中国抗日的心脏。占领南京不仅能够有效削弱中国的抗战意志，还能迫使中国政府改变抗日政策。南京是中国的政治象征，同时也承载了深厚的抗日情感。因此，日本攻占南京被视为摧毁中国抗战力量的关键一步。

在战争初期，日军的进攻重点集中在华北。然而，随着战局的变化，上海逐渐成为了新的焦点。重光葵分析认为，上海局势的紧张与抗日情绪的高涨密切相关。上海一度发生了排日和侮日的激烈行动，这种情绪变化源自日本的长期侵略行为，但在当时的日本政府眼中，却扭曲为因中国抗日才引发了日本的侵略行动。

重光葵对日军的战略非常清楚，他曾预言：如果陆军在华北制造冲突，海军必然也会在上海挑起事端。果然，随着局势的升级，日军的作战重点迅速从华北转向了长江三角洲，南京因此成为新的进攻目标。

然而，直到八一三事变爆发时，南京并未被列为日军进攻的首要目标。1937年8月15日，日军上海派遣军的任务是协同海军，歼灭上海周边敌军，占领上海并控制北部战线。同年11月7日，华中方面军成立，尽管上海的中国军队已陷入困境，华中方面军的任务依然局限在上海周边，并未扩展到南京。

直到11月20日，日军参谋次长发布了新指令，华中方面军突破原定作战区域，开始准备进攻南京。同一天，华中方面军发布了新的作战命令，要求迅速攻占南京。

日本军方决定进攻南京与松井石根的坚持密切相关。1937年8月16日，松井石根在日记中明确表示：我军应当迅速进攻南京，必须派遣足够兵力（大约五个师团）一举推翻南京政府。此后，松井不断向日本政府和军方高层施加压力，要求增兵。

10月14日，松井提出，由于江南地区的顽强抵抗，短期内结束战争几乎不可能，因此他建议扩大战事，集中力量攻占南京。10月20日，他再次明确表示：我军的最终目标是南京，战略的关键是攻占南京。松井的坚持最终得到了军部的认同。

松井石根在推动日本进攻南京的过程中，得到了一些同僚的支持。尽管华中方面军的任务早已突破原定的战线，但松井依然面临日本政府和军部的持续压力，直到最终决定进攻南京。

日本政府最终接受了松井的建议，松井在日记中写道：我感到非常高兴，经过这么多天的努力，我的意见终于得到了采纳。他坚信，占领南京将彻底摧毁中国抗日的核心，为日本战胜中国提供决定性的一步。 随着战局的变化，南京的抗日情绪逐渐升温，城市中的抗日意识不断提高。特别是在芦沟桥事变后，南京的民众不再满足于口头抗议，许多人开始采取更为激烈的行动。许多原本自由开放的区域被宣布为军事禁区，市民的日常生活受到了极大的压制。 日军攻占南京不仅仅是一次军事胜利，它还具有深远的政治与战略意义。通过实施恐怖暴行，日军试图摧毁中国人民的抵抗意志，迫使中国政府投降。然而，这种恐吓策略并未达到预期的效果，反而激发了中国人民更加坚定的抗日决心。 南京大屠杀的暴行并非偶然，而是日军经过计划部署的战略手段。日军将屠杀作为政治工具，旨在通过恐怖和残酷的暴力行为迫使中国人民屈服。这背后隐藏着日军对中国社会的全面打击，其政治与军事目标相互交织，形成了一个复杂的暴力循环。 松井石根曾在日记中总结，南京大屠杀的发生可以归结为两点原因：一是日军长期处于激烈的战斗状态，积累了强烈的仇恨情绪；二是追击中国军队时，补给线受阻，导致士兵的情绪和心理发生严重变化。虽然这种解释从某种角度揭示了部分事实，但它并未能完全解释为何日军在南京这个相对控制的环境下依然选择了极端暴力的行为。 南京大屠杀不仅是战斗中的偶发事件，更是日本军方精心策划的暴行。日军利用暴力作为军事手段，意图通过恐怖和残酷的行为压制中国人民的抵抗。这一战略背后，是日军对中国社会的全面打击，其政治和军事目标深度交织，形成了残忍的杀戮循环。 南京大屠杀是日本侵略战争中最为惨烈的一页，它不仅展现了日军暴行的系统性，也揭示了侵略战争中的非人道性。日军在占领南京后实施的大规模屠杀，既是对中国人民抗战意志的摧残，也是在当时日本政府和军部内部达成的默契。对日本的高层而言，南京大屠杀是实现战略目标的一部分，虽然这一行为并未如期摧毁中国的抗战意志，反而激发了全国更为强烈的抗日情绪。 南京大屠杀至今仍是历史的痛点，值得我们深刻反思。通过对比当时日军的暴行和现代文明的价值观，我们应更加警觉，警惕任何形式的侵略和暴行，确保类似悲剧不再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