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朝的建立有许多偶然因素，充满了历史的巧合。在夏朝建立之前，整个天下分为许多诸侯国，而唐尧和虞舜的部落凭借强大的实力成为了当时的共主。那个时期，夏后氏不过是崇山一带许多方国中的一小部分，实力并不出众。

然而，公元前21世纪左右，一场大洪水席卷而来，促使了夏后氏领导人因其善于治水而走上了历史的舞台。鲧与大禹父子通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再加上气候逐渐温暖，带来了治水的自然条件。经过华夏部族的奋力尝试，最终成功地治理了洪水，完成了这个历史性壮举。

在治水过程中，大禹不仅成功地组织了巨大的水利工程，还逐步掌握了全国人力、物资、财力的调配权，逐步建立起了社会各个层次的领导中枢，成为了掌控农业生产命脉的关键人物。随着这些进展，夏朝的建立也自然而然地成为历史的必然结果。

在治水工作完成后，大禹采取了两项重要措施。第一项是“合诸侯于涂山”，据《左传》记载，这次会盟有“执玉帛者万国”之众，“万”字并非实数，而是表示参会的诸侯众多。涂山位于今天的安徽省蚌埠市，考古学家在这里发现了龙山时期的大型祭祀台、燎祭坑和临时住宅等遗址，证明了文献中的记载是准确的。大禹选择涂山举行会盟，是借助涂山国的支持（涂山国与大禹有婚姻关系）来向天下宣示他已经成为继舜帝之后的新一代共主。

大禹所做的第二件事，是杀掉防风氏，这也是大禹治水后的第一个受害者。防风氏，或称汪芒氏，曾是上古时期协助大禹治理洪水的重要人物。防风氏的背后其实是防风国，一个具备丰富治水经验的方国。防风氏原本是大禹的重要盟友，为什么大禹最终要杀掉他呢？

《国语》中的记载曾提到：“昔禹致群神于会稽之山，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戮之”。《史记》与《韩非子》也有类似记载，表示防风氏因未能按时到达会盟现场而被大禹斩杀。从所有的文献来看，防风氏被杀的原因十分一致：开会迟到。这种因迟到而被杀的理由，在当时的先夏时期显得有些过于牵强，甚至可能引发与防风国的冲突。

《史记·五帝本纪》曾对尧舜禹时期的天下格局有过记载：“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放驩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四罪而天下咸服。”共工、驩兜和三苗曾是“四凶”之一，虽然他们都被流放处理，但防风氏仅因迟到就遭到极刑，这种不公平的处置方式无疑引发了疑问：大禹为何如此决绝地处置这位曾经的治水功臣？

为了理解大禹为何非杀防风氏不可，我们必须从防风氏背后的防风国讲起。防风国位于封嵎之山，今天的浙江湖州、杭州一带。考古学家通过杭州府志和安吉、余杭县志的记载，估算出防风国的疆域大致包括了今天的安吉、余杭、于潜、长兴等地。后来，考古学家在杭州地区发现了举世闻名的良渚文化遗址，通过绝对测年法确定，良渚文化的消失时间与夏朝建立的时间上限相吻合，而良渚文化的中心正位于余杭区，这与古防风国的地理位置十分契合。

不仅如此，考古学家还发现了良渚文化中的水利系统，以及出土的大量玉器。良渚文化的鸟崇拜、善治水等特点与传世文献中对防风国的描述高度契合。这些证据表明，防风国很可能是良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防风氏是良渚部落联合体的核心人物之一。大禹杀掉防风氏后，良渚文明进入衰退期。著名历史学家夏星南认为，防风国的覆灭正是良渚文化迅速消失的直接原因。

大禹杀防风氏，表面上是因“迟到”，但其深层次的原因则是大禹与防风国之间的矛盾。在2016年，考古学家在江苏兴化和东台的蒋庄遗址发现了大量良渚文化的墓葬，这些墓葬呈现出明显的战斗痕迹，表明良渚古国曾与北方的部落发生激烈冲突。此外，在位于山东省界的新沂市，考古学家还发现了另一处良渚中期文化遗址，其中也有大量的人殉现象。这些发现表明，良渚古国与北方部落的战争曾导致激烈的冲突，良渚古国甚至一度向北进攻，深入到东夷区域，威胁到了华夏集团的统治腹地。

这一场发生在数百年前的大战，成了华夏集团不容忘怀的记忆。而一场气候变化引发的洪灾迫使各方暂时搁置冲突，共同应对灾难。随着治水工作的完成，大禹迫切需要建立威权统治，并且不容许强有力的对手存在，防风国曾给华夏集团带来巨大威胁。借着会盟迟到这一借口，大禹顺利除掉了防风氏。

尽管防风氏死后，吴越一带的局势依然让大禹忧虑。《史记·夏本纪》记载：“十年，帝禹东巡狩，至于会稽而崩。”大禹最终死于巡查防风氏故地的途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