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的古代文献与经典典籍中，我们几乎无法找到“通古斯”这一词的相关记载。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国历史上对通古斯族群的认知完全缺失，因为在“通古斯”这一名称出现之前，这些人群通常被称为“索伦”或“喀木尼堪”，并且有相关的历史记载。

现如今我们普遍将“通古斯族”与今天的“鄂温克族”划等号。可是，近年来，“通古斯”一词频繁出现在我国民族学、人类学、语言学、考古学等多个领域中，这使得“通古斯”逐渐成为一个跨学科的术语，在不同的学科中，其含义有所不同。

事实上，我们不能简单地将“通古斯人”和“通古斯族”混为一谈——我们应当区分通古斯民族、通古斯语族、通古斯种族等多个层面的概念。由于现代研究中对通古斯的定义存在混乱，因此很难明确界定历史上的通古斯人与今天的满族人之间的关系。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可以通过了解通古斯人的起源，尝试揭示这两者之间的联系。

按照目前对通古斯民族的界定，探讨通古斯民族的起源就意味着研究“鄂温克民族”的起源。对于鄂温克族的起源，学术界已经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然而，由于历史上很多民族只是今天多个民族的“统称”，要明确鄂温克族究竟源于哪个历史民族、哪个分支，依然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因此，我们只能通过研究鄂温克族所属的通古斯语族各个分支的起源，来追溯通古斯族的源流。

通古斯语族主要由满语族、赫哲语族和鄂温克语族三个语族组成。在这三个语族中，满语族的发展轨迹最为清晰。这是因为满语族的各个族群与中原的联系最为紧密，相关的历史记载也相对详细和丰富。满语支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商周时期，已有数千年时间，主要分布在松花江以东的广阔地区。最初，满语支也包含了多个语群，但经过辽、金、元、明四个朝代的演变，它逐渐融合成今天的满语族。

与满语族相比，赫哲语族和鄂温克语族的形成过程较为模糊，尤其是鄂温克语族的形成更是难以捉摸。相比之下，赫哲语族的发展线索较为明确，且已有许多学者对其进行了详细探讨。清代《吉林通志》和《圣武记》有记载指出：“赫哲人主要分布在松花江下游和黑龙江下游南岸。”尽管明代没有直接提到赫哲族的名字，但可以推测，当时赫哲语族的各个部落应当属于野人女真族群的一部分。

至于赫哲语族的具体分支，元代认为赫哲语族被包含在位于黑龙江下游的“兀者野人”当中。金代时，赫哲语族就已被纳入“兀的改”部落，这里的“兀的改”在女真语中意味着“野人”。而唐代，黑龙江南部的南黑水靺鞨各部，被认为是赫哲语族的先民。汉魏时期，赫哲语族的先民可能就已经包括在挹娄族群中。综上所述，赫哲语族的各个部落长时间以来一直隶属于满语族的各个部落，包括挹娄、黑水靺鞨和女真等部族。直到元明时期，赫哲语族才逐渐从满语族中分化出来。

在明清时期，除了未在史料中记载的胡里改和部分兀的改，赫哲语族的大部分部落已经融入了满族，剩下的兀的改逐渐发展成了今天的赫哲族。至于鄂温克语族的先祖，历史记录则更为复杂。根据清代的《东北边防纪要》和《全辽备考》，十六至十七世纪中叶，居住在贝加尔湖西北和黑龙江中上游的鄂温克族分为三支：使鹿鄂温克、使马鄂温克，以及被称为“索伦部”的鄂温克部落。前两支也常被称为“索伦别部”。

明代并没有“鄂温克族”这一称呼，但在同一地区曾有北山野人部落存在，这些人以养鹿为生，与使鹿鄂温克人有较多相似之处。尽管如此，北山野人与使鹿鄂温克人之间并非等同关系。元代史料提到“林木中的兀良哈”，多桑明确指出：“兀良哈是森林中的人，最后属于东胡诸部。”这里的东胡实际上是指通古斯人，但这一点在史料中存在误译。

这些兀良哈族群大致分布在勒拿河上游维提姆河一带，与使鹿鄂温克人的分布区域重合。至于剩余的两支鄂温克族群，则没有明确的记载。在唐代，关于鄂温克语族的记载较为详细。吕光天曾对鞠国进行考察，发现其所在的地方就是今天的勒拿河上游维提姆河一带，这不仅证实了这一地区是使鹿鄂温克人的古老栖息地，还表明鞠部落与鄂温克人有着紧密的联系。

鞠部落的西边是突厥语族的拔野部落，东边则是蒙古语族室韦部落的愈折部。由于鞠部落不属于突厥或回纥族系，因此可以推测，鞠部落很可能是通古斯语族北支向南扩展的一个分支。

根据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大致推断，鄂温克语族的各个部落最初居住在黑龙江以北的地区。随着丁令西迁，鄂温克的先民也随之定居在丁令的故地。到了辽金时期，他们的分布才逐渐向西扩展至石喀勒河和赤塔河一带，清代时，部分鄂温克人则迁徙至黑龙江以南。

至于满族的形成，出现在1653年，当时皇太极将中国东北地区的建州女真、海西女真、野人女真、汉族、蒙古、索伦等多个民族纳入同一族名之下。通过与前述的通古斯语族各支的民族相对比，我们可以发现，野人女真和索伦民族的重合度较高。然而，并非所有女真人都成为了满族的成员，那些未被纳入满洲共同体的女真人，后来被划分为锡伯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等。

其中的鄂温克族，即我们今天所说的通古斯人，也是满族的近亲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