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代的殿试之后，考生按照名次被分为一甲、二甲和三甲。进士及第者属于一甲，获得进士出身的属于二甲，而三甲则获得同进士出身的称号。显然，同一科的进士因成绩不同，被划分为三个档次，成绩越优异，所得到的荣誉和待遇也越高。

对于一甲的状元、榜眼和探花等名次的考生来说，他们的待遇无疑比二甲和三甲的进士要好得多。这些考生通常可以在传胪之后，直接被授予修撰或编修等较高职务。而二甲和三甲的进士则没有这种特权，他们必须参加朝考，才会根据成绩进一步确定各自的职业走向。

那么，二甲与三甲的分配标准究竟是什么？二甲和三甲的进士在职务分配上又存在哪些区别呢？在清代，殿试共进行了112次，录取了26849名进士，其中三甲进士的数量远远超过了二甲。

清朝的科举制度大体上延续了明朝的制度。殿试并没有严格的淘汰率，主要的功能是重新排列进士的名次，按照考生的成绩确定一二三甲。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官方文献并未明确给出殿试的具体评判标准，也就是说，并未规定二甲和三甲的录取比例。实际上，每次殿试中二三甲的具体名额似乎是随机确定的。

尽管名次的分配看似随机，但它并非毫无标准。总体来说，二三甲的划分主要依据考生的策论成绩，而有一个基本原则是，二甲进士的数量必定要少于三甲进士。从历史数据来看，在顺治和康熙两朝，二甲和三甲进士的比例大致为1：4；到了雍正和乾隆时期，这一比例大约为1：3；而嘉庆以后，二三甲进士的录取比例逐渐趋于均衡，最多时接近1：1。

尽管朝廷未明确规定二三甲的录取比例，但策论成绩仍然是决定考生是否被录取为二甲还是三甲的主要依据。对于读书人而言，科举考试不仅需要扎实的学问，有时也需要一定的运气。这一点与今天的高考颇为相似，如果考生能够押中考题，获得高分便是顺理成章的事。

会试充满了不确定性，考生们在考试之前通常会深入研究历年的会试考题，一些有门路的考生甚至会通过在京师的活动，获取主考官的相关信息和出题风格。结果往往是，一些学识过硬的考生，可能因为未能押中题目或缺乏人脉支持，导致会试成绩不理想；而一些学术水平较低的考生，却凭借运气获得了好成绩。

殿试则由皇帝亲自出题，事先没有任何人知道考题，因此它更能体现考生的真实学识水平。对于那些在会试中表现不佳的考生，殿试提供了另一个翻盘的机会。如果当科的殿试考生整体水平较高，二甲进士的录取人数也会相对较多，反之则会减少。简单来说，二甲进士的名额数量，主要取决于当时考生的整体素质。

不过，考生的心理素质各不相同，许多人在殿试中可能会因为紧张而未能发挥出自己的最佳水平。为了避免这一情况，朝廷在殿试之后还会进行一次朝考，通过朝考最终确定庶吉士的名单。曾国藩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在殿试中的表现并不理想，但在朝考中通过了考核，顺利进入翰林院。

到了嘉庆年间，朝廷有意提升了二甲进士的录取比例，只要考生的试卷不跑题且书法合格，便能顺利进入二甲。这一改变使得二甲进士的录取门槛降低，进一步提高了科举的公平性。

朝考成绩公布后，新科进士的仕途走向基本已经确定。如果没有被选为庶吉士，他们就会被归入“进士班”，等待吏部的月选。清初时，二三甲进士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能被授予实职，并且大多数都担任较为重要的职务，如知县、知府等。

进入康熙朝后，进士选官变得更为复杂，且逐渐明确了二甲进士相较于三甲进士所享有的一些特权。大部分二甲进士会留京任职，成为主事；如果外放，他们的职务通常是推官，而三甲进士则多为知县，显然二甲进士的职务待遇较为优越。

雍正时期，规定二甲中的第四名可以直接任职，这一名额被称为“榜下即用”，无需经过吏部的月选程序，直接由皇帝任命。二甲进士中的前几名通常会担任六部主事，之后通过试用期，获得正式的任职。而名次较后的二甲进士与三甲进士类似，外放任知县的机会较大。

到了嘉庆时期，无论是二甲还是三甲，考生的名次高低都不再成为决定官职的唯一标准，主要根据吏部的选拔来决定职务。这种改变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选官的公平性，确保了所有进士都有机会按照能力获得职务。

尽管嘉庆以后二三甲进士的选拔原则上趋于公平，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吏部仍然依据进士的名次进行选拔。这意味着，若吏部的官职名额有限，排名靠前的进士更容易获得职位，而排名靠后的进士则很难进入。这样的选拔方式虽有其合理性，但也存在一定的不公平因素，毕竟有些优秀的进士可能因名次靠后而错失机会。

在清代的官场，科举出身的地位至关重要，进士之间的差别尤为显著。二甲进士往往会看不起三甲进士，三甲进士则会贬低举人，甚至翰林也常常瞧不起二甲。尽管都是进士，三甲进士因为多了一个“同”字，常常感到自尊心受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