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汉末三国时期，许多位高权重的大臣往往会担任“录尚书事”这一官职。这一职位赋予其极大的政治影响力，成为掌控朝政的关键职务之一。东汉末年，曹操迎接汉献帝到许昌，并通过获得“录尚书事”这一职权，巧妙地架空了刘协，从而完全掌控了东汉的朝廷政务。到了公元238年，曹芳即位后，曹爽和司马懿作为托孤大臣共同担任了“录尚书事”，以此执掌朝廷大权。而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蜀汉丞相诸葛亮，除了担任丞相和益州牧等职务之外，也得到了“录尚书事”的封号，从而进一步增强了自己的权力。

这些只是历史上的几个典型例子，但可以看出，魏晋时期之后，任何掌握大权的大臣都往往会携带“录尚书事”这一职称，这一职位不仅没有固定的职责，反而成为了大臣掌控朝政的象征。要真正理解这一职务的影响力，必须追溯到它的起源和演变过程。

一、职务起源与发展

“录尚书事”最初是一个官职，其早期叫做“领尚书事”。在“领尚书事”之前，尚书这个官职早在秦朝时期就已经设立。那时，尚书隶属于少府，职责是负责管理文书，尤其是奏章的收发，权力较小。虽然最初尚书的权力微不足道，但由于这个职务常常是君主身边的重要官员，逐渐积累了影响力，为后来的权力扩展奠定了基础。

到了汉武帝刘彻在位时，尚书被选拔为组成内朝的重要职务之一，负责与侍中一起处理实际的朝廷决策事务。因为尚书常在君主身边，这使得其地位逐步上升。在笔者看来，汉武帝通过将内臣的权力提升，实际上是在削弱丞相的权力，进一步集中朝政。

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了汉武帝临终之时，尚书的职能和权力发生了重大变化。霍光通过担任“领尚书事”一职，成功地巩固了自己对朝廷的控制，掌握了丞相和其他百官的实际权力，奠定了尚书职务开始升高的基础。

二、“录尚书事”职务的形成

东汉永平十八年（公元75年），当时的皇帝汉章帝即位，开始以太傅赵熹和太尉牟融共同担任“录尚书事”，此时将“领尚书事”改为“录尚书事”。“录”在这里意味着总领，表示这一职务的权力和地位比“领尚书事”更为显赫。之后，每一位东汉皇帝即位时，往往会任命三公、太傅或大将军等大臣担任“录尚书事”，以此来巩固他们的权力。

值得注意的是，在东汉时期，丞相一职曾一度被废除，直到公元208年，曹操才恢复了这一职位。因此，在这一时期，担任“录尚书事”的大臣，实际上已经是朝廷的实际最高执政官，地位类似于丞相或宰相。随着汉末三国时期的到来，太尉、司徒和司空等三公职务逐渐变成了荣誉性的职务，朝廷的实际权力逐渐集中到尚书台，尤其是尚书令和“录尚书事”的地位逐步提高。

然而，魏、蜀、吴三国的情况有所不同，“录尚书事”在三个国家的地位和权力存在一定差异。

三、魏、蜀、吴三国中的“录尚书事”

在曹魏，尚书的权力进一步提升，官职和品级也随之上升。尤其是在曹操和曹丕父子领导下，曹魏废除了丞相这一职务，取而代之的是对“尚书令”和“录尚书事”职务的重视。由于丞相一职的废除，像王朗这样的高官即便担任了司空或司徒等职务，但如果没有“录尚书事”的权力，就意味着他没有实际的权力，类似于一个名誉性的角色。因此，掌握“录尚书事”的大臣，才是真正能够左右朝廷大权的人物。

在蜀汉，刘备即位后册封诸葛亮为丞相，并赋予他“录尚书事”的职权，使得诸葛亮可以全面参与朝廷事务。尤其是在白帝城托孤时，李严作为托孤大臣，担任了尚书令，这进一步强化了尚书职务的政治地位。随着刘禅即位，诸葛亮实际上的丞相府取代了尚书台的职能，朝政权力更多集中在丞相府。

然而，在诸葛亮病逝之后，刘禅没有再设丞相一职，反而是通过设立“录尚书事”的大臣来代为掌控朝政，蒋琬、费祎和姜维等继任者都依赖这一职务来行使权力，进一步提升了尚书台的地位。

通过这些历史变迁，可以看出，“录尚书事”这一职务的形成与发展，深刻影响了三国时期及其之后中国政治权力的运作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