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贡体制是古代东亚地区盛行的一套外交体制，费正清称其为“中国的世界秩序”。在当时的皇帝看来，中国是泱泱大国，天朝上邦，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利，是天下共主。而其他四夷则是未开化之人，需要由天朝进行教化。

到了明清时期，朝贡几乎成了中国对外交往的唯一形式。中国将周边国家或者土官都纳入朝贡体制之中，中国皇帝赋予邻国统治者官衔与地位，外国统治者则承认中国皇帝至高无上的地位，以交换商业贸易等利益，对于中国来说，是一种政治意味大于经济意义的外交关系。

在明朝时期，经过一系列的变革，逐渐形成了“朝正旦”的习惯。所谓正旦，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春节，到了这一天，藩属国的使臣们便会从四面八方赶来明朝的都城，朝觐皇帝，进行朝贺。藩属通过朝正旦，满足了皇帝“万世来朝”的虚荣心理，并通过赏赐物品，达到教化四方的目的，而藩属国也能获得丰厚的经济回报，并得到朝廷的庇护。

那为什么明朝的藩属国都喜欢挑春节时来朝贡呢？

首先，明朝时期国力强盛，疆域广宽，对周边地区影响力大，四夷在明朝“厚往而薄来”的朝贡政策诱使下，向明积极朝朝贡。

四夷来朝，本是好事，但使臣们从他们所在的地方来明朝都城，吃喝拉撒，接待迎送，一路上都需要由地方负责，扰民过重。

次则藩属国来朝，朝廷需要由皇帝或者是礼部的官员进行接待，如果藩属国依次来朝，而且不限时间次数，对于中央接待来说，不胜其扰，也会造成不少压力。

“四夷及诸土官入贺正旦者，无分远迩，务于畿甸近地会集，同入京师”，因此明朝规定了藩属国来朝的时间（正旦、万寿圣节、郊祀礼成、冬至）、次数，甚至规定了路径。后来明朝厉行海禁，朱元璋更是规定琉球、真腊、暹罗三国方能入贡。

在规定藩属国来朝的时间里，又以正旦这一次最为隆重。

正旦来临之时，除了地方的土官和藩属国会提前来朝贺以外，到了一定等级的京官和地方官也会到皇宫里进行朝觐，一片热闹非凡的景象，也加强了天朝上邦、四方来朝的一片繁荣景象，满足统治者“万邦来朝”的盛世心理。

洪武十三年，朱元璋下令“命天下诸司正官首领官来朝明年正旦”，朝正旦正式成为一项正式的宫廷礼仪。

到洪武十五年，“天下诸司官来朝，明年正旦者期以今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俱至京师”，为了让藩属国的使臣和土官能够有足够时间学习礼仪，朱元璋要求他们必须在十二月二十五日之前到达京城。

到京城以后，会有应天府知府“至驿礼待”，第二天由礼部尚书在会同馆设宴招待他们，第三天再由中书省派官设宴慰劳，然后到天界寺学习礼仪三天，比如如何跪拜、如何向皇帝致辞等。

到洪武十六年，朱元璋进一步规定“明年正旦者各书其事，功于册，仍绘土地人民图来上”，要求各官员则自己在这一年里所做的事情、功绩、治所的地图制作成册，上呈皇帝，这样有利于加强朝廷对藩属国的了解，加强管理。

对于藩属国来说，春节时来朝贡，也是有好处的，那就是朝廷赠予的物品会更多。藩属国朝贡，除了与明朝进行外交，获得皇帝的册封任命外，更大的目的是出于经济回报。

正旦节期间朝贡，由于正属春节，全国上下一片祥和，京城内外都处于欢庆的氛围之中，皇帝心情大好，赏赐的物品也更多，因此藩属国也乐于在正旦节来朝觐。

各国进贡，其贡物大体可分为三类，一个是金银器物，进贡金银器皿既显得贵重，投明朝皇帝之所好，大部分地区又盛产金银并掌握了制造方法，成本并不高昂，一个是当地特产，对明朝来说，并不在乎从朝贡中获得多大的经济利益，只要求各国有诚意而已，如犀角、香料都是较为常见的贡品，最后一类则是比较特殊的贡品，如黑奴、象奴、阉人之类，对这类特殊贡品朝廷并不喜欢，后来各国也逐渐减少入贡。

明朝回赠的物品虽然品类较为单一，通常以纺织品、钞为主，但价值通常是贡品的数倍之多，如大统历、织金文绮、纱罗、文绮、袭衣等等。这类物品大多是手工产品，相较于各国进贡的未加工的土产，也展现了明朝时高于周边各藩属国的手工业技术。

朝贡体系除了之前说的由藩属国遣使到京城朝觐以外，另外一种则是由朝廷派使者出访各国。如明成祖朱棣甫一登基，即“遣使以即位诏谕安南、暹罗、爪哇、琉球、日本、西洋、苏门答剌、占城诸国”，同时派郑和下西洋，交好各国，“正当广示无外，诸国有输诚来贡者听”，这无疑又鼓励周边各国入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