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富治，开国上将，生前花团锦簇，死后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他的生前死后，完全是两个不同的世界，也是新中国的两个历史时期。1972年暮冬，一月至3月期间，八宝山革命公墓响起了两次隆重的哀乐旋律，新中国的两位副总理逝世安息了。

一月六日，政治局委员、副总理、外交部长、元帅陈毅，因病逝世。三月二十六日，政治局委员、副总理、公安部长、开国上将谢富治因病逝世。不算上刘少奇、贺龙、陶铸等人死得无声无息，自“文革”以来，这两位是在报上公开宣布死讯的最重要的人物。

陈毅、谢富治，他们两位何其相似，相似处主要在担任过的职务上，都是总理，都是执掌一方的部长，一个对外、一个对内，都曾担任过政治局委员。同时，他们患的病都极为相同，不过患病经历完全不一样。1970年，陈毅确诊有肠癌，谢富治确诊有胃癌。

可是从患病到离世时，两人的境遇和政治地位截然不同，前者被指为“二月逆流”的“黑干将”、“右派”，后者被誉为“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重要成员之一。而且，若是仔细观察两人的吊唁规格和悼词，区别也是很明显的。

例如毛主席突然参加了陈毅的追悼会，改变了中央原定的规格，使之成为十年中唯一有此殊荣的丧仪。谢富治就没这种最高殊荣了，但他在其他方面捞到了不少“好处”。

例如谢富治追悼大会举行时，天安门广场、新华门等地方，均下半旗致哀。而陈毅呢，就没有这待遇了。这是明显地不公平，陈毅好歹是开国元帅。

例如两人的悼词评价，高低不同。他们的悼词评价，都是毛主席和中央审定，周总理宣读的，陈毅之死被称为“我党我军的一大损失”，谢富治之死被说是“我党我军的一个重大损失”。而对其一生的评价时，陈毅拥有的评价，是套用在任何一个普通的党员身上都行。而谢富治呢，极尽华丽之词，说得亿万中无一，常人难以比拟。

这一褒一贬，泾渭分明。若无毛主席最终决定参加陈毅追悼会，为他盖棺定论，恐怕谢富治的“上将”荣誉，将会大大超过陈毅这个元帅。少奇同志曾说过这样一句名言：“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所谓的盖棺定论，不过是一时之论。

1980年10月16日，中央指出谢富治的问题，称其政治品质恶劣，参加过阴谋活动，犯下严重罪行，撤销其《悼词》，并开除他的党籍。最后，谢富治还是走上了历史的审判台，接受人民的至公审判。

谢富治，这样一位曾经的乱世——“文革”英雄，1966年以前的谢富治，从哪里都看不出是个坏人，他出身贫苦，做过木匠，投身革命后，无论是在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还是解放战争，亦或是建国后，他都为党、为国家、为人民做过不少有益的工作，大部分人对他的印象都是“谦恭诚实”的。

可为什么在“文革”的短短6年间，谢富治步入了一条跟陈老总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呢？这到底“文革”使一些坏人的本来面目暴露，还是“文革”让一些原本不错的人走向了反面呢？这是一个值得人们深思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