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郑和更早的元代民间航海家—汪大渊与澳洲
在中国古代航海史上，明代的郑和下西洋广为人知，但鲜少有人提及一位更早的元代民间航海家——汪大渊。他以个人之力完成两次远洋航行，足迹遍及亚非澳三大洲，并留下《岛夷志略》这一地理学巨著。尤为重要的是，他比欧洲人早300多年记载了澳大利亚的风土人情，堪称“发现澳洲的第一人”。
一、生平与航海背景：从江西少年到世界旅者
汪大渊（1311年—？），字焕章，出生于江西南昌青云谱区施尧村一个商人家庭，自幼博览群书，尤爱《史记·货殖列传》等地理典籍，立志效仿司马迁“壮游天下”。元代科举时断时续，他转而投身航海，选择当时世界第一大港——泉州作为起点。泉州港的繁荣景象（“船舶千万，商贾云集”）激发了他探索世界的雄心。
二、两次远航：跨越亚非澳的壮举
首次航行（1330-1334年）
20岁的汪大渊首次随商船队出海，途经澎湖、台湾、东南亚、印度、波斯湾、红海，横渡地中海至摩洛哥，再经东非索马里、莫桑比克，返程时经斯里兰卡、苏门答腊，并首次抵达澳大利亚北部（时称“罗娑斯”或“麻那里”），最终历时5年返回泉州。
二次航行（1337-1339年）
此次路线与首次部分重合，但深入非洲莫桑比克海峡，并再次探访澳大利亚达尔文港一带，详细记录了当地地貌与土著生活。
三、《岛夷志略》：世界地理学的里程碑
汪大渊归国后撰写的《岛夷志略》共记载22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99条为亲历见闻，内容涵盖地理、物产、风俗、贸易等，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澳洲的首次文字记载：元朝称澳大利亚的为“罗娑斯”，泉州商人称其为“绝岛”，意为“地球最末之岛”。书中将澳大利亚北部达尔文港一带称为“麻那里”，描述其“男女异形，巢居穴处”“有仙鹤高六尺，闻掌而舞”，并提及达尔文港附近的牡蛎海岸与沼泽地貌，与实际情况高度吻合。
华侨与海疆主权：记载了东南亚华侨社群（如新加坡“龙牙门”华人聚居）及台湾、澎湖隶属中国的事实，成为后世维护海权的重要依据。
影响郑和下西洋：明代马欢、费信等随郑和出海时，曾以《岛夷志略》为参考书，其航线与汪大渊部分重合，足见其指导意义。
四、争议与证据：澳洲发现的真实性
尽管西方学者一度质疑汪大渊是否真正抵达澳洲，但以下证据为其提供了有力支持：
地理描述的准确性：罗娑书中提及的澳大利亚北部海岸地貌（如基培利台地、安亨半岛）、特有物种（澳洲鹤、火焰树）均被现代地理考察证实。
考古发现：1879年澳大利亚达尔文港出土的明代寿星玉雕，以及近年发现的永乐年间青铜佛像，均指向中国航海者早于欧洲人登陆澳洲的可能。
语言考证：学者韩振华指出，“麻那里”（Marani）为马来语对澳大利亚北部的古称，进一步佐证了汪大渊的记录。
五、历史意义：超越时代的探险精神
汪大渊的航行完全依靠民间商船，无官方支持，其冒险精神与科学态度令人惊叹：
民间航海的巅峰：与郑和的官方舰队不同，他以个人之力完成跨洋航行，被称为“穷游世界的航海家”。
中西交流的桥梁：《岛夷志略》后被翻译为多国文字，西方学者誉其为“东方的马可·波罗”，但其记录的真实性远超后者。
被遗忘的贡献：因元代文献散佚及明清海禁政策，汪大渊的事迹长期湮没，直至近代才被重新发掘。
汪大渊的航海壮举不仅改写了澳大利亚的“发现史”，更展现了中国古代民间航海家的卓越智慧与探索精神。他的故事提醒我们：在郑和宝船的辉煌之外，还有无数像汪大渊这样的无名先驱，以个人的勇气与坚持，在人类文明史上刻下不可磨灭的印记。正如《岛夷志略》所载：“海外诸国，盖由此始”——这片浩瀚的海洋，早已被中国人赋予了超越时代的意义。
六、澳洲的发现
众多的历史文献和考古发现，可以确证中国人在古代就到过澳大利亚，只不过没有像后来的西夷那样对澳大利亚“新大陆”实行殖民掠夺，而打断当地土著人的历史进程。古代中国最早到达澳大利亚的时候，并没有就此拉开殖民海洋的大幕，因而错失了殖民海洋的先机，这一转身就是千余年。翻开地图，可以看到澳大利亚离得并不远，中间只隔着一个国家印度尼西亚（13000多个岛屿）。若以这些岛屿为跳板，从南海驾船到达澳大利亚，要比郑和远航到东非海岸近得多。
早在西汉的时候，汉朝的远洋航行路线已可以从广东出发，经南海进入马来半岛、泰国湾、马六甲海峡、孟加拉湾，到达印度半岛的南部和斯里兰卡，然后经红海到达埃及的开罗，或者由波斯湾进入两河流域，之后经地中海到达罗马帝国，这是古代中国的海上丝绸之路，是世界航海史上的一大创举。唐朝时期，造船业先进，航海技术在世界上遥遥领先，广州、扬州、泉州是当时世界性的大港口，大唐船队从广州出发，经南海、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到达天竺、波斯、大食、东罗马帝国和地中海地区。
明朝永乐年间，郑和曾由江苏刘家港出海，七下西洋，到达爪哇、苏禄、真腊、古里、天方、忽鲁谟斯、木骨都束等地，最远到达非洲东海岸的莫桑比克和坦桑尼亚，是中国古代规模最大、船只和船员最多、航行时间最久的海上航行，也是所谓“大航海”以前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系列海上巡检藩属等。
然而，从中国到澳大利亚则风向没那么顺，洋流也不怎么顺，由此中国古代的航海，大多是经南海进入印度洋，而后到达非洲东海岸和地中海沿岸，但从南海出发，向南航行，以印度尼西亚诸岛为跳板到达澳大利亚的航行，却是没那么频繁，有关记载也就较稀少了。
不过隋炀帝时代的赤土国就是位于现在的澳大利亚大陆上。西元607年，隋炀帝派遣常骏等人到达过赤土国，次年，赤土国遣使回访，这事情在《隋书》、《唐书》和《通典》上都有记载。《隋书•赤土国传》记载：赤土国冬至之日，影直在下；夏至日，影在南。就是说赤土国冬至那天，太阳在南回归线的正上方，只有站在南回归线以下的人，其影子才是直下的；而到了夏至，太阳在北回归线的正上方，在南回归线上的人，影子在南边。打开世界地图，可以发现南回归线横穿的土地，除了南美洲和非洲，就只有澳大利亚大陆了。《通典》描述：（赤土国）其国到5月，亭午物影却在南，其地渐远转寒，盖去日稍远。这是说5月份的赤土国，中午影子却在南方，与《隋书》中的记载相同，赤土国是在中国的正南方。后半句说离中国越远的地方越寒冷，隋朝在北半球的中国，5月份越往南越冷，指的是南回归线往南，越往南越冷。而澳大利亚的北部是热带地区，若仅到达了澳洲北部，是得不出越往南越冷这结论的。当时造访赤土国的隋朝使者，已经越过南回归线到达澳大利亚南部地区了。
由此，实际上，至少在隋炀帝时代，中国人不仅到过澳大利亚北部，而且还越过了南回归线，走遍了澳大利亚南部地区。澳大利亚土壤里富含有铁，铁氧化后就呈现红色，特别是在澳大利亚中部沙漠地带，土壤为红色的情况则更加明显。
赤土国，南回归线：
隨朝使团自‘南海郡’至‘赤土国’航线的开辟、建立，主要是利用了东亚季风、南海季风漂流、南海黑潮暖流、越赤道气流等。常骏、王君政出使航线：南海郡→（经南海）焦石山→（东南泊）陵伽钵拔多洲→（南行，至）师子石（自是岛屿连接）→（爪哇海）西望见狼牙须国之山→鸡笼岛（赤土之界）→赤土国港口。此为去程。期间部分航海日志如下。南海郡→焦石山→陵伽钵拔多洲：尽夜四十日。陵伽钵拔多洲→师子石。师子石→西望见狼牙须国之山（之处）：二、三日。西望见狼牙须国之山（之处）→鸡笼岛。陵伽钵拔多洲→鸡笼岛：五十日。鸡笼岛→赤土国港口：十余日。南海郡→赤土国港口：一百余日。隋使航行去程所经海域：南海→爪哇海→班达海→帝汶海。返程如下：赤土国→丹丹国→婆利国→罗刹国→海（太平洋）→莱特湾（Leyte Gulf）→苏里高海峡（Surigao Strait）→保和海（Bohol Sea）→苏禄海（Sulu Sea）→民都洛海峡（Mindoro Strait）→南海→林邑东南→交阯。
季风及航线（隋）
隋代之后，元代的汪大渊不仅到达了澳大利亚，而且还亲自记录了详细的历程。那时候元朝打通了亚欧大陆的交通，汪大渊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伟大的民间航海家。1311年，汪大渊出生于江西南昌。1330年，年仅20岁的汪大渊首次在泉州乘坐商船出海，经南海，到过占城、马六甲、爪哇、苏门答腊岛、缅甸、印度、波斯、阿拉伯、埃及，横渡地中海到摩洛哥，再回到埃及，出红海到索马里、莫桑比克、坦桑尼亚等地，横渡印度洋回到斯里兰卡、苏门答腊岛、爪哇、经澳大利亚到加里曼丹岛、菲律宾，返回泉州。
1337年，汪大渊再次从泉州出海，历经南洋、阿拉伯海、红海、地中海，又一次到达莫桑比克海峡，返回时又到了澳大利亚，于1339年返回泉州。在古代，民间航海永远走在官方航海之前，民间航海的先躯主要是商人。而商人是逐利的，为什么会到当时偏僻、贫穷、落后的澳大利亚呢？古人航海有时候遇到逆风，飘流到了澳大利亚大陆。到过澳大利亚的古代中国商人有很多，而汪大渊只是众多人中的一个，他之所以能为后人所知，主要是因为他写了本航海记录，并流传开来！汪大渊将中国南海称为“万里石塘”，尝试从地理角度跨越海洋分隔，构建域外与中国本土之间的联系，提出了一个具有现代海洋法权的“大陆架”概念。
汪大渊远航（元）《岛夷志略》
根据统计，汪大渊一共到达过22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航行的范围非常广泛。回国后，为了让用生命换来的罕见珍闻不至于付之东流，遂写出了《岛夷志》。元至正九年（1349年），应吴鉴之约，《岛夷志》被收入《清源续志》，作为附录。翌年，汪大渊回到久别的故乡南昌，复将《岛夷志》节录成《岛夷志略》，在南昌单独刊印，并请张翥作《序》，“以广其传”。《岛夷志略》一书，记载了沿途国家的地理、人文和见闻。这是一本重要的资料，对研究元代中西交通和海道诸国历史、地理有重要参考价值，引起了全世界重视。现在，《岛夷志略》被评为“影响世界的100本书”。
近代以来，西夷学者将之翻译成多种文字，并将汪大渊称为“东方的马可•波罗”。《岛夷志略》记载了许多值得人们研究的史料。例如，首次记载了中国人在东南亚的生活状况（包括元朝军队和商人），当时记载了龙牙门（新加坡）“男女兼中国人居之”；在伊朗马鲁涧“有酋长，元临漳人，陈其姓也”；在沙里八丹（今印度东岸），有中国人在1267年建的中国式砖塔，上刻汉字“咸淳三年八月华工”，这是南宋出使印度一带留下的记录。
《岛夷志略》有两节记载了澳大利亚的情况，将其北部达尔文港一带称为“麻那里”，整个则称为“罗娑斯”。而泉州商人、水手认为澳大利亚是地球最末之岛，将之称为“绝岛”。彼时，中国称澳大利亚为罗娑斯，把达尔文港一带称为麻那里（Marani）。同时，马来人也称澳大利亚北部为麻那里。“界迷黎之东南，居垣角之绝岛。石有楠树万枝，周围皆水，有蚝如山立，人少至之。土薄田瘠，气候不齐。俗侈，男女辫发以带捎，臂用金丝，穿五色绢短衫，以朋加剌布为独幅裙系之。地产骆驼，高九尺，土人以之负重。有仙鹤，高六尺许，以榖为食，闻人拍掌，则耸翼而舞，其容仪可观，亦异物也。”
罗娑斯（元代时澳大利亚）
在书中，汪大渊提到这里的人们“男女异形，不织不衣，以鸟羽掩身，食无烟火，惟有茹毛饮血，巢居穴处而已”，“穿五色绡短衫，以朋加刺布为独幅裙系之。”这就是澳大利亚的土著居民。他还记载了澳大利亚的一些物种，如亚鹤、石楠树等。书中还记载了澳大利亚北部的沼泽地，“周围皆水”。澳大利亚北部安亨半岛的基培利台地，“奇峰磊磊，如天马奔驰，形势临海。”汪大渊能够成功到达澳大利亚，和元代及之前打通海洋交通密不可分。汪大渊在书中写道“皇元混一声教，无远弗届，区宇之广，旷古所未闻。海外岛夷无虑数千国，莫不执玉贡琛，以修民职，梯山航海，以通互市。中国之往复商贩于殊庭异域之中者，如东西州焉”。
随郑和下西洋的翻译官马欢、费信曾读过《岛夷志》，并在此基础上写下了《瀛涯胜览》、《星槎胜览》，其中有不少的内容是来源于《岛夷志略》。明代地理学家张燮所著《东西洋考》也引用过《岛夷志》。到了成化年间，郑和下西洋的档案不翼而飞（西夷满子窃取毁灭）。西夷殖民者发现了澳大利亚后，就在此进行了殖民运动，将大陆占为己有，使之成为了西夷的一部分。
明朝永乐年间，郑和曾率船队七下西洋，根据《郑和航海图》可知，他带领的船队到过今天澳大利亚的达尔文港。澳大利亚学者菲茨杰拉尔德在《是中国人发现澳州吗》一文中也提出郑和船队发现了澳大利亚。美国学者李露晔在专著《当中国称霸海上》一书中考证说郑和的船队到过达尔文港北部的吉里地闷。中国学者郑一钧在《郑和全传》中提到，郑和第6次下西洋时有一支小分队在爪哇岛东南海域航行中，曾遇逆风到达澳大利亚。这个小分队是郑和部下专门绘制航海图的杨敏
所率领的，于西元1413年4月在安得蛮洋（今印度洋）遭遇飓风，遂沿苏门答腊岛西海岸漂流到了澳大利亚西海岸。
马来西亚学者祖菲加确认郑和船队不仅到过澳大利亚，而且还到过南极大陆，并具体指出郑和船队是公元1422年抵达南极大陆，然后北上，途经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回到中国。郑和下西洋的船队有大小船只数百艘，由于海风、洋流、迷失方向、时空再现转移等因素，会有个别船只脱离船队在大海中漂泊，并由此发现了澳大利亚和南北美洲，以及南极洲。据历史记载，有许多船只是在郑和船队回航数年后才从西洋返回的，这其中有船只不能原路返回，在大海中漂泊，发现了新大陆，而再次实现了环球航行。
近些年，国外有学者在澳大利亚沿海和内陆发现了许多中国宋、元、明时代的实体文物和器具，还发现有古代中国人在澳大利亚生活过的遗址。2018年11月，莱昂·德尚和谢恩·汤姆森在澳大利亚西部鲨鱼湾的风景区发现了文物明代婴儿青铜佛像。经鉴定该佛像是铸造于明代永乐和宣德年间。实际1421年中国明朝舰队曾来澳大利亚探索过，该时间比西夷抵达澳大利亚早了200多年，这部分还原了澳大利亚历史。近年来，在澳大利亚的达尔文地区，曾陆续出土了一些明朝的瓷器和雕像。1879年，澳大利亚达尔文港附近，在一棵两百年的榕树下，发现中国道教三星之一寿星的雕像，具有明代风格，是郑和船队带过去的。此前在宋末元初时，陆秀夫之子率领部分水师、以及南下宋人于爪哇岛（巽他海峡）建立了顺塔国，该政权存在的时间比元朝都长，元兵曾一路扫荡下来而未果。当顺塔国从郑和舰队处得知中原已经易主后，随即遣使上表称臣，并且为途经此地、稍作休整的大明舰队提供了不少有用信息，对面隔海处有一片大陆之事也有提及。郑和舰队派出部分人马，前往对面的大陆一探究竟自然也会有。可惜，郑和下西洋的官方档案被耶稣会和东林党人互相勾结，绝大部分已被销毁。不过，马欢的《瀛涯胜览》、费信《星槎胜览》、巩珍《西洋番国记》，还留存后世。他们曾与郑和一起下过西洋。
明代婴儿青铜佛像（澳大利亚鲨鱼湾）
马欢于永乐十一年（1413年）、永乐十九年（1421年）、宣德六年（1432年），以通事身份（翻译）三次跟随郑和下西洋，访问过亚非20多个国家和地区。《瀛涯胜览》中提到了一种火鸡（食火鸡的简称），即鹤驼，不是美国人感恩节时吃的那种火鸡（turkey）。这也说明在1606年荷兰人发现澳大利亚前，澳大利亚便与华夏之间早有交通联系。
《瀛涯胜览》
据《星槎胜览》记载，郑和的船队中有船只曾经到过达尔文港北方的吉里地闷岛，即今日的帝汶岛，与达尔文隔海相望。《郑和航海图》中有一个标作“哈甫泥”的地方，是南太平洋的科尔圭兰岛。《郑和全传》书中称《郑和航海图》所标示的航路，由爪哇、吉利闷延伸至一片大明官方“未明陆地”，则是指澳大利亚。此图绘于第六次下西洋之后，那么在第六次航行中，就有一支小分队在爪哇岛东南海域进行探索时，曾经到达了澳大利亚。明代慎懋赏的《海国广记》提到，郑和下西洋时曾经到达一个名叫“伽里耶国”的地方，此地绵羊重达二百斤，也是在“盛产绵羊的澳大利亚”区域内。这支抵达澳大利亚的小分队，确是由郑和麾下专门绘制航海图的杨敏所率领。永乐十一年（1413年），四月四日，杨敏在安得蛮洋遭遇飓风，沿苏门答腊岛西海域漂流南下，而到达了澳大利亚西海岸。中西交通史专家向达在清初抄本残卷中，发现了有关“三宝信官杨敏漂流”的记载。
近来，又发现在《太上老君说天妃救苦灵验经》（收于《道藏》）明确记载，“大明国奉圣内官杨敏……于永乐十一年四月初四日，行至安得蛮洋，遇值风飓大作”。
当然，中国人发现澳大利亚，只会比汪大渊、杨敏更早，而绝不会更晚，早在西元607年，隋炀帝就曾派遣常骏等人到达过澳大利亚境内的赤土国，并且，隋朝使者还越过南回归线到达了澳大利亚的南部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