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宋徽宗政和五年泸夷大首领卜漏在泸南起兵反抗朝廷，系当年赵宋朝廷第一军国重事。卜漏事变的性质较复杂，称之为起义或叛乱，均不甚确切，或可定性为泸夷民众因反贪腐而起兵，被野心家卜漏利用的超大型群体事变。宋高宗时，将平定卜漏事变作为宋徽宗“好大黩武”的例证之一，将事变的平定者赵遹定罪为“泸南开边”的祸首，虽然出于对“六贼”的义愤，但与史实不符。赵遹并非宋徽宗的宠臣，不是“六贼”的同伙，他在宋徽宗时或许算得上一位反对贪腐的正直之士、较有作为的干练之臣。

一　让人思索的疑问

泸夷大首领卜漏在泸南起兵反抗朝廷，无疑是宋徽宗政和五年（1115）的第一军国重事。卜漏事变以及“泸夷”、“泸南”两个词汇，如今已鲜为人知。宋人所说“泸南”，与“泸叙”或“戎泸”系近义词。泸指泸州（治今泸州市江阳区），叙指叙州（曾称戎州(注：脱脱等《宋史》卷21《徽宗本纪三》记载：政和四年四月，“改戎州为叙州”（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393页）。)，治今宜宾市翠屏区）。宋代设置泸南沿边安抚使司，或称泸南安抚使司，其管辖范围大体相当于现今四川省泸州、宜宾两市的辖区(注：李昌宪《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宋西夏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92页。李心传撰、徐规整理《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5《朝事一·经界法》载：绍兴年间，李椿年推行经界法，泸南安抚使冯檝“论于朝，于是泸、叙、长宁独免经界”（戴建国等主编《全宋笔记》第6编，大象出版社2013年版，第7册，第99页）。《宋史》卷21《徽宗本纪三》载：政和四年二月，“改（原来隶属泸州江安县的）淯井监为长宁军”（第393页）。)。“泸夷”是泸南地区众多少数民族的统称。卜漏事变有必要论述，一是因为其重要性被低估，二是由于其中存在一些让人思索的疑问，包括事变的起因、经过、性质与是非，等等。应当如何看待卜漏事变的平定者赵遹其人，便是一个明显的问题。下面就从这里说起。

卜漏事变爆发后，宋徽宗任命梓州路转运使赵遹为泸南招讨统制使，率领官军前往讨伐。当年年底，事变平定，赵遹受到徽宗褒赏。但在18年后，卜漏事变性质大翻转，获赏者赵遹沦为罪人。绍兴三年（1133），赵遹去世时，朝廷采纳给事中胡交修建议，将平定卜漏事变定性为“泸南开边之祸”，将赵遹定罪为“祸首”，决定对其施行惩罚，“以谢泸南无辜之民”。赵遹遭到的惩处是生前官职被追夺，并殃及家人，其子孙按照惯例应当给予“遗表恩勿行”(注：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71，绍兴三年十二月丁酉，辛更儒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版，第7册，第2762页。)。对于泸南民众来说，卜漏事变的爆发与平定确属一场莫大灾难。但称赵遹为泸南开边祸首是否公允，则是一个有待讨论的问题。何况“泸南开边”一语或许欠妥。庆历年间，谏官余靖称：“戎、泸二郡，旧管羁縻四十余州。”(注：余靖《论蛮事奏二》，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6册，第311页。)唐朝设置的这些羁縻州，名存实亡者虽然不少，但均未脱离宋朝疆土，并不存在开边拓土的问题。平定卜漏事变，即便属于开边拓土，按照古代的政治文化，历史地看，只怕不应一概否定，通通视为罪行。

赵遹沦为罪人，有其时代背景。宋高宗时，群情鼎沸，人们出于义愤，纷纷起而声讨蔡京、童贯等“六贼”的罪行，抨击宋徽宗贪腐误国之政，吸取北宋灭亡的教训。正是在这一政治氛围下，赵遹因曾经受到徽宗褒赏，便被认定为徽宗的宠臣、“六贼”的同伙。赵遹与徽宗、与“六贼”的关系究竟如何？这又是一个应当探究的问题。

二　震惊朝野的事变

称卜漏事变为政和五年第一军国重事，绝非言过其实。查查黄以周等《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徽宗》记事，即可证实。宋徽宗这年因卜漏事变所下诏令之多，远远超过其他任何朝廷要务。仅据《长编拾补》所载统计，徽宗全年下达诏令共30件，其中17件为卜漏事变而下，诏令往往标明“诏付赵遹”，而赵遹则有诏必复，并不时主动禀报“行军次第”，赵遹这年上奏凡15件，数量之多远远超过其他臣僚，其他臣僚上疏仅3件(注：黄以周等辑注《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34《徽宗》，顾吉辰点校，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3册，第1088-1112页。)。宋徽宗派遣梓州路走马承受丁升卿前往泸南前线监军，密报不时送达御前，前线军情尽在远离战场、深居皇宫的徽宗掌控之中。一言以蔽之，平定卜漏事变由宋徽宗亲自部署、直接指挥，几经周折，直至年底，事变终于平定。

三　谁是事变的祸首

卜漏事变爆发于政和五年正月十五。其始发地为梅岭堡（即今江安县红桥镇），其导火线系一桩桃色事件。梅岭堡知寨高公老之妻赵氏是位宋朝的宗室女，仪表不俗，见识非凡。她出于结好泸夷、稳定泸南的意愿，“常出金玉酒器饮卜漏等”，卜漏“心艳之”(注：《宋史》卷348《赵遹传》，第11044页。)。他趁上元张灯时节，率部从晏州（治今兴文县僰王山镇晏阳社区）出征，攻破梅岭堡，俘获高公老之妻赵氏，高公老落荒而逃，赵氏不屈而死(注：王麟祥、邱晋成纂《（光绪）叙州府志》卷14《古迹》称高公老之妻赵氏为“宋徽宗女”（清光绪二十一年刻本），江亦显、黄相尧等纂《（光绪）兴文县志》卷5《古迹》称“宋驸马高公老”（1936年重印本），均系误载。泸南地区的传说称赵氏为“百花公主”，将她与高公老的婚姻称为和亲，与史实不符。笔者在《宋代无和亲之举——关于百花公主和番泸夷的传说》一文（待刊）中已有所说明，本文不再涉及。)。卜漏将梅岭堡抢劫一空，分兵四出剽掠，攻打乐共城、长宁军等地。

卜漏事变的性质较复杂，很难简单地将交战双方区分为一方正义，一方邪恶。20世纪五六十年代，何竹淇先生将卜漏事变定性为农民起义(注：何竹淇编《两宋农民战争史料汇编》第7卷《泸南晏州卜漏》，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2册，第390-406页。)。而今看来，即便按照当时的标准，此说也不甚确切。卜漏事变既无任何明确的纲领，更无具有一定进步意义的口号。就卜漏个人来说，其目标无非是称霸全蜀，绝无正义性可言，称之为邪恶，只怕并不过分。何竹淇先生的判定也并非全无道理。就卜漏部众而论，正如刘复生教授所说，他们参战系“反抗宋王朝的压迫政策”(注：刘复生《古代“僰国”地区的僰人及其“消亡”》，《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第54页。)，无疑具有正义性。故不能笼统地将卜漏事变定性为叛乱，尤其不应当称卜漏部众为叛匪。卜漏事变似可定性为泸夷民众因反贪腐而起兵、被野心家卜漏利用的超大型群体事变。

卜漏事变的爆发与平定，泸南地区深受其害，包括卜漏部众在内的泸南民众确属“无辜之民”。政和五年三月，战事正在进行中，赵遹上奏，称“泸州管下夷人结集作过，缘边一方，户口数千，粮斛、财产尽被劫掠，不惟夏麦收成不得，秋谷又失种莳，悉皆失业”，请求朝廷“优加赈济”(注：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五七》，刘琳、刁忠民、舒大刚、尹波等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12册，第7340页。)。岂止财产尽丧、悉皆失业，交战双方还死伤不计其数。这场灾祸的制造者，不是赵遹，而是卜漏与贾宗谅、潘虎，他们才是卜漏事变的祸首。

四　赵遹并非擅杀者

卜漏事变因贪官乱政擅杀所致，要平息这场战事，必须严惩贪官。贾宗谅不仅施行暴政，而且屡战屡败。赵遹密奏宋徽宗，徽宗岂能不予惩处？徽宗下诏称：“贾宗谅妄配非辜，致寇丧师，除名为民，编置河外。”(注：《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141《讨卜漏》，第4册，第2366页。)与贾宗谅相比，潘虎职位较低。赵遹决定对其先惩罚，再上报。他亲自带领轻兵，直趋乐共城，逮捕潘虎，将其“徇诸夷”。所谓“徇”，巡行示众也。听任夷民尽情声讨，借以舒缓民愤，笼络人心，减少阻力。宋徽宗得报，诏令将潘虎就地处斩。可见，赵遹并非擅杀者，相反倒是擅杀者的揭露者、惩处者。

由上所述，不难知晓以下两点。一是卜漏事变“兵端益大”，责任不在赵遹，而在卜漏与宋徽宗。二是徽宗与赵遹的君臣关系并不亲密，赵遹不是宋徽宗宠信的奸佞之臣。

五　以夷制夷的举措

政和五年十月，赵遹出任泸南招讨统制使整整七个月之后，在宋徽宗一再催促下，终于兵分三路，围攻卜漏的大本营轮缚大囤（即今兴文县僰王山）。赵遹率领大军三万有余，从位于长江南岸江边，“号为舟车往来之冲”(注：李埴《照庵记》，祝穆《方舆胜览》卷62《潼川府路·泸州·形胜》，施和金点校，中华书局2003年版，下册，第1085页。)的江安县城出发。大军成分复杂，其中当地夷兵与外地夷兵尤其引人注目，他们在战场上发挥出色。

面对危局，赵遹的对策是以夷制夷。泸夷不是一个单一民族，其中部族颇多，无统一组织，且各部族之间矛盾重重，易于分化。卜漏并不具有广泛的号召力，某些部族不为其号令所动，如“滋、纯、长宁军纳土新附之民，然卒无一人肯从叛者，仍力捍守其境”。赵遹认为泸夷地区的情况是：“夷得势则随夷，汉得势则随汉。”不出赵遹所料，官军重兵压境，不少从前附从卜漏的部族纷纷归顺官军，反戈一击。都掌族首领特苗、罗始族首领失胃率部参战，站在官军一边。特苗战后向赵遹献俘表功，称：“强壮者悉已斩献，余老小乞留作奴婢。”历史书写者称：“（赵）遹许之。”(注：《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141《讨卜漏》，第4册，第2374页。)“许之”二字，又将其责任往赵遹身上甩，“已斩”者岂有死而重生的可能？因非同一族类，旧恨加新仇，刘复生教授指出：“都掌族对卜漏部众下手特别狠。”(注：刘复生《古代“僰国”地区的僰人及其“消亡”》，《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第58页。)卜漏部众伤亡惨重，与此关系极大。宁远寨（在今长宁县竹海镇三江村）知寨郭谠带领的夷兵，降服石笋山、婆然新囤两个据点，俘获斗洗等四百余人。赵遹宽大为怀，仍将俘虏交由郭谠管束，令“日给食”，听候处理。

田祐恭此后多次参战获胜，一再升官进阶，官至通侍大夫、奉宁军承宣使、知思州、充夔州路兵马钤辖、兼思珍州南平军沿边都巡检使。《明史·贵州土司传》称：“宋宣和中，番部田祐恭内附，世有（思州）其地。”(注：张廷玉等《明史》卷316《贵州土司传·思南》，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8176页。)田祐恭以思州之地内附，当在此前。《文献通考·舆地考五》载：“大观元年（1107），蕃部长田祐恭愿为王民，始建（思）州，领务川、卭水、安夷三县。”(注：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19《舆地考五·古荆州》，中华书局1986年版，下册，第2509页。)

六　战乱之后的重建

其一，创建“胜兵”。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先概言：“泸州、长宁军胜兵者，政和末所创。”再补充：“政和末，赵遹为转运使，既平晏夷，乃言得其膏腴之地，乞仿陕西弓箭手法，召募泸、戎州、长宁军土夫子弟，给田刺手，以实边防，俾代官军守御。”(注：《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17《兵马·泸州长宁军胜兵（夷义军）》，《全宋笔记》第6编第8册，第266-288页。)换言之，即在这一地区继续推行屯田制度。“胜兵”者，“无事则散在州郡，缓急则尽可为用”(注：《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90，绍兴三十一年五月辛丑，第8册，第3399页。)。赵遹的设想，既可发展生产，又可充实边境，起初收到一定实效。他的计划是：“根括并边逃田之隶于官者”，“人给百亩，可募兵三千七百有余”，但受田亩数量等因素的限制，“所招凡二千七百人，长宁军、乐共城各五百，梅峒、水卢寨、政和堡各三百，武宁寨、板桥、梅岭、石芦堡二百”(注：《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17《兵马·泸州长宁军胜兵（夷义军）》，《全宋笔记》第6编第8册，第266-288页。)，而且未必实有其数。南宋时期，泸南胜兵人数大减，泸南再度成为无事即忽视的地区。

其二，增强管控。政和五年十二月，赵遹上疏认为，泸州“边寄宜重”，“朝廷付与甚轻”。他提出三条制度性建议：一是将泸南沿边安抚使由“军兴权时”的临时机构改为常设机构，“更不带沿边二字”；二是“泸州文臣知州，俾令依武臣知州例，带梓、夔路兵马钤辖”；三是“开府置帅，事权归正”，泸州知州“以泸南安抚使名，统隶两路内外诸州”(注：《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十一·安抚使》，第7册，第4047页。)。《宋史·徽宗本纪》载，宣和元年（1119）五月，“（升）泸州为泸川（军）”(注：《宋史》卷22《徽宗本纪四》，第405页。)。钱大昕《廿二史考异》称：“（此）节度军额也，当增‘节度’二字。”(注：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67《宋史一·徽宗纪》，方诗铭、周殿杰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下册，第953页。)宋徽宗《泸州升为泸川军御笔》曰：“泸州西川要会，控制一路，边门之寄，付畀非轻，可升为节度，赐名泸川军。”(注：《宋大诏令集》卷158《政事十二·建易州县·泸州升为泸川军御笔（政和五年五月二日）》，第840页。)泸州由观察使州升为节度使州，知州随之由四品升为三品官。宣和二年三月，徽宗又下诏：“泸州守臣带潼川府夔州路兵马都钤辖、泸南沿边安抚使。”(注：《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十一·安抚使》，第7册，第4047页。)所谓潼川府，即此前的梓州（治今四川省三台县）。重和元年（1118）十一月，梓州已升为潼川府。与卜漏事变有关，泸南地区再次受到朝廷重视(注：刘复生《“泸县宋墓”墓主寻踪》，《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6期，第17-20页。)。

平定卜漏事变的庆功仪式相当隆重。史称：“十二月，捷书至，御殿受贺，宰执各进一秩。”(注：陈均《皇朝编年备要》卷28《徽宗皇帝》“政和五年春正月，泸南晏夷叛，寻讨平之”（许沛藻等点校，中华书局2006年版，下册，第712-713页）。)赵遹自然也在论功行赏之列，加龙图阁直学士。宋徽宗召见后，又“赐上舍出身(注：《宋会要辑稿·选举九·赐出身》将赐赵遹上舍出身系于政和八年七月二十九日（第9册，第5441页）。)，拜兵部尚书”(注：《宋史》卷348《赵遹传》，第11045页。)，并优待其子。《文献通考·选举考》载：“赵遹在政和间，擒蛮卜漏”，其子“永裔亦得赐（上舍出身）”(注：《文献通考》卷31《选举考四·举士》，上册，第297页。)。赵遹虽然获得宋徽宗赏赐，但并不表明他是徽宗的宠臣。这点前文已说，此处不再重复。

毋庸置疑，赵遹确有可指责之处。卜漏部众死伤惨重，主要责任不在赵遹，但赵遹实难全辞其咎。按照今天的标准，赵遹默认特苗留下俘虏做奴婢，将俘虏中的强壮者“面刺‘政和畏降’字各遣归囤”(注：《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141《讨卜漏》，第4册，第2375页。)，胜兵手上一律刺字，均属非人道之举。但置于当时的历史环境下，赵遹在官风极差的宋徽宗时(注：可参看：张邦炜《论北宋晚期的士风》，张邦炜《宋代政治文化史论》，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06-225页。)，从总体上看，或许算得上一位反对贪腐的正直之士、较有作为的干练之臣。

本文原载《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1期，第179-18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