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司制度延续数百年，为何大规模改土归流会在雍正手里得以成功
土司制度源自唐宋时期控制西南地区的羁縻制度，到了元朝发展为土司制度。
羁縻制度是一种松散的统治制度，是中央政府对发展落后的少数民族地区所采取的一种政策。相比羁縻制度，在承袭、纳贡、征调等政策方面，土司制度均有严格的规定，中央对土官的控制力明显加强，算得上一种进步。
当然，即使土司制度要比羁縻制度先进一些，也只能算是权宜之计，谁想到，这一权宜，就权宜了好几百年。
直到雍正四年，在雍正授意下，开始大力推行改土归流政策，到雍正九年，西南地区大规模改土归流基本成功。
在历史上，这是进步的举措，使得边远地区得到开发，中央政府也得以实控边疆，意义重大。
为何是雍正，因为这是历史的机遇，也可以说是历史赋予他的使命。
土司制度的发展大明在洪武-永乐时期达到国力鼎盛，老朱父子俩却没有大规模改土归流，这与明初的环境有关。
每项制度都有其生命力。土司制度从元朝开始，发展到明初，还没有发展到它的没落时期。
在当时，土司还是有点用处的。战乱之后，百废待兴，重要的是发展经济。
明初国力虽然鼎盛，北方蒙古力量还在蠢蠢欲动。西南山高路远，要把大量资源投入到这里，万一两线作战，有可能得不偿失。
再加上大战之后，人口、经济损失严重，不宜再劳民伤财，因此大规模改土归流没有被提上议事日程。土司们既然臣服了，这事可以先缓一缓。
但是发展到了清初，土司制度就相当不合时宜了。土司是治下土民的主人，形成人身占有关系，这个关系是世代延续的，这就对经济流动和发展造成严重制约。
和平时间越多，人口繁衍越快，土司们的实力也不断膨胀，割据性质越来越浓，对中央政府的集权构成了威胁。
明朝中期，土司制度的弊端已经暴露出来，但这时的嘉靖皇帝正被倭寇折腾的焦头烂额，钱袋子也空了，已经没有力量去改土归流了。
相反，越到明朝晚期，中央政府越要依靠土司。土司兵是明军重要的兵力来源，得哄好这些土司，才能让他们发兵，真心实意帮朝廷打仗。
土司兵的表现也确实不错，历次大战都有参加，著名的如四川白杆土司兵，在浑河与浙兵联手对抗优势兵力的八旗兵也全无惧色，给对手造成重大杀伤。
但随着大明的行将落幕，土司制度对中央王朝的危害开始表现出来。甲申之变后，沙普土司沙定洲发起叛乱，妄图据滇自立，黔国公沐天波差点被他弄死，明朝此时已无力平叛，眼看沙定洲就要成功，最后是张献忠大西军余部入滇才将他平定。
明清交际之时，永历政权占据西南与顺治拉锯，湖广、川、滇、黔数省是土司密集之地，他们多半采取避祸自保的策略。
不论是联明还是降清，众土司都以自保为最主要的目的，即使出兵也是小规模，川东、湘西、鄂西土司都是如此，既不与明军也不与清军发生大规模交战。
即便在历史上最忠于明朝的川东土司，也并没给永历太大帮助。
这些土司不约而同的策略，正反映出土司制度的局限性：王朝强盛时可以相安无事，成为中央政府可以调遣的力量；国家衰弱时，土司的不确定性就难以掌控，必定首先以家族自身利益为重，朝廷难以调遣他们。
永历帝占据西南诸省，这些地方大多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本来资源已捉襟见肘，还得不到当地土司的支持，财政和兵源都无法与顺治抗衡。
明朝的改土归流再回到改土归流这件事上，事实上从明朝起，就不断在进行改土归流的动作。
要真正算起来，改土归流实际从洪武二年就开始了。
这一年，广西太平府土官黄英衍作乱，朱元璋派丘广平乱，黄英衍被剥夺世袭土官，“编管泰州”。第二年，广西庆远安抚司被改流为庆远府。
有明一朝，改土归流一直在进行。
洪武二十一年，云南越州土司阿资反复叛乱，到二十八年被平定，继而废土州，置越州卫，派流官管理。
较大的改流还有：永乐时期贵州思南、思州两个宣慰司作乱，平息后朱棣拆其地为八府四州，置贵州布政使司加以统治。
成化二十年，借与安南入贡线路纠纷的机会，明朝在蒙自筑城。弘治十六年设流官，正德八年废除安南长官司，设千户所，蒙自成功改土归流。
正统四年（1439年）起到正统十三年，明英宗发大军三征麓川，彻底打垮强大的麓川平缅宣慰使司，在原本麓川的属地上划出五土州府和五长官司进行控制——这次没有改流，只是消灭了最大的土司王国。
万历二十四年，播州土司杨应龙叛乱，万历皇帝派兵征讨，这就是万历三大征里的“播州之役”。
杨应龙被平定后，朝廷将播州土地拆解成遵义府和平越府，分别划归四川和贵州管辖，延续700多年的杨氏土司势力就此宣告灭亡。
天启元年（1621年），四川永宁宣抚司奢崇明和贵州水西宣慰司安邦彦先后发动叛乱，这就是“奢安之乱”。奢安之乱前后持续17年，直到崇祯十年才被彻底平定。朝廷起初与平定播州后一样，想借战争机会，把奢氏和安氏土司辖地也改土归流。但此时大明内忧外患，唯恐激起其他土司不满，最后拆析奢氏和安氏土司，把水西和永宁的土地分给当地土官和有功将领治理。
有明一朝，西南地区土司有90余家被改流成功。
所以，如果没有明朝洪武起不断地打击大土司，雍正的改流就未必来得这么容易。
清朝的基础雍正确实赶上了好时机。
清朝在各个方面，改土归流都有了基础。
政治
清朝入关后，花了16年时间平定天下，康熙前期又花了十几年稳住局面，康熙中后期起天下已大定，清朝的盘子越来越稳了。
政治稳定是前提，没有了明末清初的乱世，只有天下大定，大规模的改土归流才有了前提条件。
经济明朝无力大规模改土归流，很重要的原因还在经济。嘉靖时期财政已捉襟见肘，要不是张居正改革爆了一波经济，万历三大征都没钱打，大明能撑到什么时候都是个问题。就这样，到了崇祯照样穷得跟个鬼一样，哪来钱搞什么归流。
清朝不一样，它上来就把牌给洗了，重新发牌，这是明朝皇帝无法做到的。阶层洗牌通常意味着朝代更替，清朝有这个条件。
洗牌的结果是税能收上来了，清朝不给官僚地主面子，也不给穷人面子，收税就是收税，不管穷人富人。
下面这张表是从顺治到道光时期大清的岁入，可以看到入关几年后，顺治的财政收入就几倍于崇祯时，这还是在顺治九年的时候，当时两广、四川、云南、贵州和半个湖广都还不在清朝控制之下。
再对比下明朝巅峰时期，也就是张居正改革之后的红利期，大明的岁入也只有3000万两，这还只是理论上的。在财政上，清朝要比明朝做得好得太多。大清政府是历代封建王朝中最有钱的政府，没有之一。从表里可以看到雍正三年的岁入已达到3585万两白银，这正是雍正打算动手砍土司的时间节点。
军事
嘉靖、崇祯们需要土司兵，雍正不需要。
雍正有满洲得以立国的八旗兵，忠诚度高于任何地方兵员，金钱无法收买，这是清朝开局自带的Buff。
绿营这时也已挑起了大梁。从顺治到康熙，绿营兵的战斗能力得到极大锻炼，已经能独当一面。
相比之下，土司兵就有点不够看了。
雍正时期，火器已经大行其道。有充足的财力支持，清军的火器无疑比土司们要强很多。土司们以往之所以难打，因为他们盘踞的大都是崇山峻岭，地形复杂，土司世代筑起的堡垒坚固异常，攻坚难度超乎想象。
我放一幅万历时期平定的播州土司核心堡垒海龙屯遗址，就能明白地势之利有多重要。
清朝不同了，因为大炮已经很常用。当时的大炮不是今天意义上的大炮，但打不会动的固定靶已经够用了。没有什么问题是四下围定，一顿炮弹不能解决的，如果有，那就再来一顿。
况且，土司们都是各自为战的，守住自己领地就好，哪有心情管邻居的事。如此，正好各个击破。
打又打不过，守又守不住，军事上清军全面碾压土司兵。
雍正的机遇到雍正朝，改土归流这颗果子已经熟透了，轻轻一碰就能掉下来，原因有以下几个。
一是移民和通婚。
移民有政策上的，比如康熙时期的湖广填四川；也有百姓自发迁移到西南地区搞开发的；还有驻扎当地扎根下来的军人。
移民过程又促进了各族的通婚，包括与土司的贵族和土民。雍正时期，西南地区各族通婚已经是个较为普遍的现象。
移民和通婚越频繁，就造成一股新的力量，要求打破土司与内地的界线，促进多民族的统一。
在经济上，这种要求更加迫切，土司就是一个个封闭的王国，对贸易影响极大，甚至还有保守的土司派兵劫杀来往客商的情况。
二是土司间的矛盾。土司与土司、土司与土民之间问题很大。
土司和土民天然存在矛盾，随着土司制度弊端加深，矛盾也就更深。
土司视土民为奴隶，就总会有土民敢于反抗自己的土司，为自己争夺生存的权力。
这样的事情早已有之，随着土司制度弊端的日渐突出，变得越来越多。
土司与土司间也有矛盾。大土司要压榨手下小土司，小土司不堪其扰，也会发起反抗。大土司和大土司又有矛盾，矛盾在于利益上，土地、土民、资源，哪样都可能成为大打出手的理由。
内部矛盾下，土司制度已危机重重。
三是制度的冲突。土司们多半采用世袭的领主制，有些还是奴隶制。
这些落后的制度有个特点：掳掠人口充作奴仆，充实自己的力量。
土司之间常干这种事，今天你抢我10个人，明天我抢回来20个。
干着干着，有的土司干顺了手，冲到内地掠夺人口。
比如雍正四年和五年，都有报告东川土司和泗城土司越境强人，雍正六年容美土司甚至抢夺人民“千有余口”，并且“不肯献出”。
这不仅破坏了当地的经济，让官绅阶级利益受到损失，更侵犯中央政府权威。
而清朝，是历史上中央集权达到巅峰的封建王朝，雍正又是个狠角色，哪里还能继续容忍下去。
仅仅追还人口不够，把土司制度连根拔除才有用。
种种因素下，到了雍正时期，改土归流的上下内外动力都有了，
舆论开始造势，鄂尔泰、戴名世、刘彬等人纷纷上疏倡议改土归流。
如此形势之下，改流可说是众望所归。
顺利的改土归流由此，雍正下定决心，以雍正三年云贵总督高其倬在长寨增设防汛，却招致当地土司抵抗为契机，委任鄂尔泰开始大力推行改土归流。
意外的是，改流工作顺利得超乎想象。
本以为，触动土司根本利益，会有许多顽固不化，誓死抵抗的土司。
有是有，为数极少。
相反，许多土司自己打报告申请朝廷赶快来把自己给收了。
以湖广为例，雍正朝在湖广一共废除了四十八个土司，其中有四十二个是主动邀请雍正来办自己的。
原因同样来自内外。内部，土民们的反抗越来越强烈，不断有土司被杀死或赶走。土民们不讲什么政策，土司们加诸在他们身上的痛苦，必定加倍奉还，在他们眼里，只有死土司才是好土司，土民一旦暴动成功，土司鲜有能活命的。
外部，改流呼声越来越强，土司们如坐针毡，坐立不安。要以自己的力量对抗朝廷大军，无异螳臂当车，折腾得再久也逃不了灭族的命运。
算计下来，还不如自请改流，既能保全一部分财富，全家性命也无虞。
如果我是土司，大概也会这样选择，以自己身家性命去与时代车轮抗衡，何必呢？
当然也有不识时务聚众对抗的，如鄂西容美田氏土司。
末代容美土司田旻如拒绝改土，雍正人狠话不多派兵压境，田旻如如何能敌，自缢于平山万全洞，容美土司就此覆亡。
总之，拒不改流而与中央政府对抗者，最终都以战争的形式解决，如平定乌蒙土司禄万锺、镇雄土司陇庆侯，乃至乾隆年间的大小金川之战。小院之观
西南地区改土归流，从洪武开始，到雍正年间得以大规模成功。
明清的改土归流相比较，明朝的改土归流以被动为主，好比小刀子割肉。如果有土司反叛、犯罪、绝嗣等情况出现，朝廷多半会做出改流的尝试，顺势把当地土官废除。
清朝则以主动为主，大刀阔斧。土司专横、暴虐、互相争斗乃至为“保境治夷”，都可以是改流的理由。
虽然不能说土司制度在雍正手里彻底终结，但雍正一朝废除土司之多、新设流官之众，遍布西南各地区，前所未有。
因此，说雍正基本终结了从元朝起延续450多年的土司制度，问题不大。
其结果，不但使西南边疆同内地之间在政治上得到进一步的统一，而且使内地各省的大量剩余人口得以涌入边远山区，极大改变这些地区的落后面貌。吕思勉先生说：清朝用兵域外，虽不得利，然其在湘西、云、贵、四川各省，则颇能竟前代所未竟之功。
历经明清两朝，改土归流在雍正朝瓜熟蒂落，雍正本人也功不可没。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历史使命，这是历史赋予雍正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