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喜欢一句话:
但凡我们所见,只是个人视角,不是真相;但凡我们所听,皆为观点,而非事实。
我觉得很多时候读历史也是如此。历史虽然讲述的是事实,但是讲述者所站的角度不同,叙述的侧重点不同,参考的历史资料也不同,同一个历史事件中对人物的评价或者历史观点可能会完全不同。
例如
李自成
是爱护百姓的优秀的农民起义的领袖,还是残忍嗜杀有勇无谋的武夫?
史可法
是一身正气,以身殉国的英雄人物还是目光短浅、缺少谋断的平庸之士?
郑成功
是铁骨铮铮的民族英雄还是只为一己私利偏安一隅的军队首领?
答案是什么?似乎哪一种说法都能找到佐证。
这大概就是历史的魅力,可以推理,可以探秘,但是没有标准答案。
对历史事件也是如此,例如南明小朝廷为什么消失得如此之快,史学家们也是众说纷纭,没有定论。
《南明史》中最核心的观点是:内斗亡国。
《南明史》的作者是顾城,不是“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的诗人顾城哦,而是历史学家顾城。
作者顾城是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的教授,博士生导师,当代公认的明清史大家。他治史严谨,“
板凳甘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
”是他写史的真实写照。
《南明史》中顾城就引用了大量的史料,客观冷静地叙述了从1644年明朝灭亡后弘光政权建立,到1662年南明永历皇帝被杀这18年的历史。
这段历史用一个字说就是:乱!当然,读完之后,深深地替南明感到可惜,明明握着一手好牌,最后却打成废局。为什么?
初立之时,君昏臣庸,决策错误失去先机
1644年3月19日北京城破,崇祯皇帝自杀,标志着明王朝覆亡。但是,淮河以南绝大部分地区仍然处于明政府的管辖之下。
这时候的南方是全国经济的中心,基本未受战乱的侵扰,富庶繁华,有足够的经济基础。
再加上南京是明朝初年帝国的首都,这里一直都保留了六部、督察院等一整套与北京相对应的中央机构。
有文武百官,有民,有钱,很快,大家就拥立小福王朱由崧为帝,就是南明的第一个政权“弘光”。
此时的弘光小朝廷相对清廷,无论是兵力,财力还是民心都胜出一筹,可是却无任何作为,仅一年的时间,清兵不费吹灰之力就让其覆灭。
君昏臣庸,做不了正确决策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顾城在书中说:任何一个国家的政权想要有所作为,必须首先保持内部稳定。内部稳定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朝廷威望和文武百官的齐心合力。
而弘光朝廷在初立时就不稳。朱由崧是一个喜欢听戏,耽于享受,没有主见的人,决策权就在马士英、阮大铖手中。其他大臣看着奸臣当道,仅一年时间,很多大臣就联袂离去,离开时他们幻想着朝廷安定再东山再起。
每个人考虑的都是自己个人的得失,从整个的氛围看,弘光一朝没有一个安邦定国的人
。
即使有为国家考虑的,但是因为才能平庸,也无法对局势做出正确的判断,
例如史可法。
他是“联虏平寇”方针的主要执行者。
当时多尔衮等清廷的决策人不承认南明弘光朝廷,一心走统一全国之路,曾写信给史可法,心中咄咄逼人,恫吓弘光小朝廷投降。而史可法看到这样的一封信依然幻想着能“联虏平寇”偏安江左。
他亲手修改回信,企图和清军一起镇压大顺军后两国世通盟好。
在他的安排下,弘光小朝廷一次次与清廷和谈,助长了清廷的威风,给了清廷在打压大顺军后有足够的时间喘息,集中兵力南下。
结果,扬州失守,史可法被俘遇难,南京城被占领。而整个过程中清军几乎未遇到就大获成功。
顾城在书中说:朱由崧昏庸荒淫是事实,作为皇帝固然要负主要责任,但弘光朝廷继承的是党争、腐败、武将跋扈,忙于权力再分配导致内耗才是弘光小朝廷土崩瓦解的主要原因。
如果初立之时,有贤君能臣团结一心,合力对敌,结局会不会不一样?可惜历史没有如果,小朝廷不仅不团结,同时也没有一个能掌控全局的人,他们的眼界只放在个人得失上,真可惜了半壁江山和无辜百姓。
转机到来时,各自为阵,不断的内斗陷入危机
18年间南明出现过五六个政权,包括
弘光政权、鲁王监国、隆武政权、绍武政权、永历政权等。
在与清的较量中,南明不是没有过复兴的机会,而是当转机来时,权力的争斗就开始了,小朝廷再次陷入危机。
孙可望领导的大西军和永历朝廷联合抗清之时,明军气势很盛。1652年,
李定国
率部由贵州进入湖南,大败清军。不到半年的时间,李定国收复了湖南大部分地区。
而此时在沿海地区,郑成功在福建沿海地区也多次击败清军,形成了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此时以原大西军为主力的明军已经占领了云贵全省,恢复两广和湖南部分地区,如果与郑成功的这股力量会合,半壁江山就恢复了,与清军对抗的实力也会大大增加。
可是,两股力量各有私心,各自为阵,不能团结对敌。
不仅如此,永历与孙可望的矛盾也在不断加剧,最终让南明小朝廷再次陷入危机。
李定国接连的胜利,是南明小朝廷自建立以来最大的胜利。
但是,在清军接连遭受重大挫折,主帅阵亡,士气沮丧之时,孙可望作为南明最高实权人物不仅没有抓住战机,反而嫉贤妒能,导致内部矛盾激化。
孙可望嫉妒李定国的赫赫战功,害怕大权旁落,逼走了李定国。后来拥兵自重的孙可望甚至要挟永历皇帝,吓得永历皇帝不得不给他封王爵,当孙可望的势力得到巩固后,他就反过来虐待永历皇帝,永历帝求助李定国。
李定国帮助了永历皇帝,但也加剧了与孙可望的矛盾,最后甚至开始了内战,孙可望兵败后干脆投入倒清廷的怀抱。
孙
可望受到清廷特殊的恩遇,靠的是出卖云贵川抗清事业,在孙可望的帮助下,清军向西南进军很顺利,南明小朝廷岌岌可危。
1657年,清军兵分三路进攻贵州、云南,南明军队节节败退,南明西南战局出现了全面恶化,李定国下令放弃贵州。在云南昆明的小朝廷也不得不撤退。
在形势危机时,
南明小朝廷又做出了一个错误决定——向中缅边境撤退,流亡异国。
其实,在这个时候,李定国在兵力不足以保卫昆明时,可以顺长江而下同据守夔东的抗清议师会合,可能还有一线生机。
永历帝在异国,相当于把自己的性命交给了他人,迫于清廷的压力,缅甸不愿意得罪清廷,把永历帝交给了吴三桂。
最后,吴三桂在押解途中得到清廷的许可处死了永历帝。
而此时,依然在顽强抗敌的李定国听说噩耗后,自知无力回天,愤懑不已,不久后,变病死在景线。
看完南明小朝廷这18年的历史,唏嘘不已,果然是
“内斗就要亡国,亡国也要内斗!”
这样的南明,这样的君臣,不亡才怪!
南明的内斗让我想到了一个词:
螃蟹效应。
所谓螃蟹效应就是用敞口的藤篮来装螃蟹,如果里面只有一只螃蟹,就很容易爬出来;如果装多一点螃蟹,就没有一只能爬出来。因为当一只螃蟹爬到篓口时,总会有另外的螃蟹会把它拖下来,如此循环往复,任何一只螃蟹都爬不出来。
南明小朝廷就是如此,内斗不断,每个人都只关注个人或自己所在党派的利益,而忽视国家的利益,彼此掣肘,致使军事力量遭受了很多无形的损失,最终失去了发展的动力。
历史不能重来,但是那些波澜壮阔的历史像一面镜子,能照见现实,能让我们得到启示。
“攘外必先安内”,国家如此,任何集体不都是如此吗?内部稳定才能无往不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