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1年二月,北周静帝禅让帝位于杨坚,北周覆亡。杨坚定国号为“隋”,定都大兴城。随后于589年南下灭陈朝,统一中国,结束了自西晋末年以来长达近300年的分裂局面。开皇二十年十一月立为太子,仁寿四年七月继位。
隋炀帝在位时期,开创了历史诸多先例,如:建东都、凿运河、筑长城、开驰道,一定程度上,这是满足个人功利心的表现。纵观隋炀帝生平,可以看出他有意塑造个人功绩,无论是耗费国力兴修工程,还是全民皆兵四处征战,都能体现出隋炀帝的政治野心。
隋炀帝在历史上是个颇具争议的人物,有人认为他为后世留下了千古基业,值得称颂;而有人认为,所谓的千古基业只是以牺牲百姓为前提,来为自己换取声誉罢了。固然,隋炀帝功绩有目共睹,但过错也是尤为明显。
早年时期,为了自己的功绩能够千古留名,隋炀帝倾尽举国之力兴修工程,为了名誉而劳民伤民,耗费国力。当时隋朝总人口不过四千六百万,修建这些工程则动用了三千万次民夫,无数人尸付出生命。劳民伤财背后,是内心私欲在作祟。
可以如此说,隋炀帝一生都在为别人而活,逢场作戏而是老道至极。隋文帝在世时,隋炀帝装作一副不近权色、勤俭好德的模样。外出打猎时,突遇大雨,士兵拿出雨衣想要为他遮雨,却被他阻止,称:“士兵们都淋透了,我又怎能够独享待遇呢。”
隋炀帝为了收买人心可谓是做戏不断,直至得到皇位,真实面目方才暴露出来。身处的位置不同,所持的野心自然不同,当上皇帝的那一刻起,隋炀帝的政治野心便无限放大,他想要做的,必然要是天下人皆做不到的,这样方能后世留名。
掌控皇权的隋炀帝,其做戏人生并未终结,而是朝着另一个目标奔进,即:成为千古传颂的帝王。当上皇帝后,原本属于他的约束及压力便随着烟消云散,天下尽皆在其掌握,如此广阔的舞台,隋炀帝长期压抑的内心急需得到释放。
早在隋文帝时期,隋朝便已经进入盛世之治,经济繁荣、国家富强、百姓安居,在此推动下,隋朝总人口连年增长。隋炀帝即位后,向来眼光高人一等,他要做得,不仅要超越父亲功绩,更是要比肩秦始皇,这样才能为后世所缅怀歌颂,千古留名。
隋炀帝曾自负道:“天下人皆认为我生于皇家,方能得到皇位。其实,就算让我和那些文武百官比拼才能竞选皇位,我也有信心胜至最后。”隋炀帝此刻的心态处于一种骄纵之中,真正的明君会时刻处于居安思危。
必须要知道,权力越大,所承担的责任必然随之增加。然而;隋炀帝只体会到了权力所带来的飘然,却没有看到所要担负的职责。隋炀帝在位期间,为了满足个人私欲,疯狂透支国力,使得百姓怨声载道、苦不堪言,这显然违背了隋文帝在位时的治国理念。
历代君主治国必然以民为重,民安则国安,两者相辅相成。
但是,反观隋炀帝,继位期间正是隋朝鼎盛之时,这一切都是隋文帝留给儿子的资本。谁料隋炀帝并未加以达到鼎峰,而是选择利用盛世之力为自己塑造功绩,本以为会令自己威望超越先皇,却不曾想丢了民心,这与隋炀帝急功近利的心态有关。
公元610年,隋炀帝在东都举办盛大的庆典,期间出席的多为各国使节、商人,而隋炀帝的目的也正是他们。此刻的隋炀帝表面功夫已经不满足于国内,为了能够炫耀隋朝强盛,进而衬托出他的英明神武,他特意举办了这场盛大庆典。
当然,庆典仅能展示精神层面的东西,隋炀帝想要表达的可不仅是这点,他想要全方位向友邦传达隋朝的强大。为此,特邀请各国使节、商人前往东都市场参观。
在参观之前,准备工作自然要做足。东都市场早已被粉刷一新,收拾的格外整洁。同时,沿街商铺被强制要求,必须要在店铺内铺上地毯,这点要求对于大的商铺来说,倒是可以承担,但的,那些收入不高的菜农们显然承担不起。
但朝令大于天,不按照要求行事,恐将面临牢狱之灾。无奈,菜农们为了隋炀帝的表面功夫,只能耗费数月攒下的钱财购置地毯。仅是这些还不算完,商铺还被要求必须热情招待各国客商,且不能收取费用,供那些客商免费适合,以体现隋朝富足。
那些喝完酒的胡人听到不用给钱,脸上浮现的不是高兴,而是疑惑,然而,热情的商铺老板们,哪会观察这么细致,依旧好酒好菜招待。胡人出门后,能够看到路旁的树木都是用丝绸缠起来的,极其奢华,不用多说,这仍旧是隋炀帝面子形象的一部分。
看到这里,胡人更加疑问,遂问旁边老板道:“我来的路上,看你们这里的百姓连衣服都穿不起,为什么这里反而酒菜免费,树木都能裹上丝绸布呢?”老板遂无言。胡人的这番话恰好是对隋炀帝表面功夫的讥讽,国力是否富足,参看一下底层百姓的生活便知。
如果底层百姓衣不蔽体、食不果腹,而都城却奢华富足,无疑是一种畸形发展。况且,隋朝都城的这种“奢华富足”还是伪装而来,如果胡人知道真相,不知又会怎样看待。
咱们前面说到杨广其人急功近利,他认为仅靠兴修工程是不足以名垂千古的,唯有四方臣服、万国来朝,方为盛世之君。为了达到这个目标,隋炀帝四处征战,尽管早期夺得大片疆域,但由于国内兴修工程早已使得百姓心生怨气,埋下隐患。
战争后期,隋军乏力,厌战情绪高涨,加之两征高丽惨败,使得隋氏王朝更加风雨飘摇。
如果多角度看待隋炀帝,其功过皆有。隋炀帝是一位颇有抱负的帝王,在开凿运河方面,促进了南北方交流贸易,稳固了国家安定,一定程度上对国家发展是有帮助的。但他显然没有把控好力度,在利弊得失间权衡出错,致使民间怨声载道。
到了此刻还是有弥补的机会,如果隋炀帝选择休养生息、大力发展国内经济,依靠运河很快便能恢复国力。但还是那句话:隋炀帝太过急功近利,丝毫没有耐心等待,同时开始开疆扩土的野心。在征战杀伐之初隋朝民意还是较为支持的,但随着国内兴修工程不断,民间怨声四起。
对外战争自然便不受待见,隋炀帝如果当时收手,隋朝便不会落得凄惨结局。
坏就坏在三征高句丽上,在早期对外战争中,隋军战力极强,一路攻城拔寨,开拓大片疆域,但到了后期,经过多年征战,隋军早已厌烦,加之隋朝国内情况不容乐观,都想要结束战争,修养生息。隋炀帝也曾由此想法,他的计划中,是攻下高句丽后便结束对外战争。
然而,在接下来的征伐高句丽之战中,隋朝两次出征,两次惨败。这在追求声誉的隋炀帝身上,是万不能接受的,他梦想成为千古帝王,想要自己的生平战绩无数,怎能容忍败绩存在,更何况是败给小小的高句丽。
两次征伐高句丽失败后,隋朝国内已经是危机重重,各方势力蠢蠢欲动。
然而,隋炀帝一直对高句丽耿耿于怀,遂不顾国内政局动荡,发动第三次征伐高句丽之战,最后虽然获胜,但对国内却已经失去掌握,最后死于部下之手,隋朝就此灭亡。可见过度追求表面形象是多么可怕,如果隋炀帝放弃第三次征伐高句丽,隋朝便不会落得如此下场。
尽管当时隋朝国力虚弱,但仍旧有百万军队,瘦死骆驼比马大,维护统治是不成问题的。比如后来平定起义军的李渊,他便是隋炀帝手下将士,士兵皆为征伐高句丽的隋军。其实,论述古代帝王功过是一件仁者见仁的事情,因为,它本身存在着矛盾冲突点。
像秦朝时期,北方匈奴频频袭扰边境,每次秦军赶到边境,匈奴早已无影无踪。怎么防范?大量驻军在边境?这无疑要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还有时间成本,每日都是巨大的成本花销,与之相比,修筑一座长城则要划算的多,且能够留给后世,继续发挥作用。
但是,修筑长城,无疑劳民伤财,在当时百姓看来,秦始皇是一位暴君,但是,长远看来,修筑长城则是无奈之举。按照中国人评判历史的标准,杨广的这几个大手笔并不是一个安于享受的帝王愿意去做的。
不管出于怎样的一番考虑,中华帝国以一种另类的姿态趋向杨广心目中的理想世界。一颗浮躁而澎湃的霸主之心,也由此得到了空前的满足。对于诗人杨广来说,他要构建属于自己的乌托邦世界;可是对于皇帝杨广来说,这又是一项宏大而艰难的命题。
而此时,他又没有能力处理好个人英雄主义与千秋功业、人民的幸福感三者之间的关系。营建东都,为了证明自己是权力正统的核心;修建长城,是为中华帝国树起一道坚固的屏障;修筑运河,是为了贯通南北漕运的血管。
最终,征伐高句丽,是“圣王之业”弈局中最为重要的一步棋,也是杨广运作帝王权力的胜负手。杨广死后,由萧后和宫人拆床板做了一个小棺材,偷偷地葬在江都宫的流珠堂下。后陈棱集众缟素,为杨广发丧,备仪卫,改葬于吴公台下。
清嘉庆十二年大学士阮元为其立碑建石,扬州知府伊秉绶隶书“隋炀帝陵”。2013年4月,扬州市邗江区一处房地产项目施工时发现了两座古墓,其中一座的墓志显示墓主为隋炀帝杨广。
参考资料:
『《隋书》、《隋炀帝陵》、《三征高句丽之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