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三政体与自由派政党

“六三变革”这一术语在1907年6月3日的政务和历史文献中经常被反对派用来描述选举法的变化，左翼和社会主义者更是将其视作对专制制度的恢复，是赤裸裸的反改革举动。

这一术语几乎没有道理。毕竟，杜马继续运作，保留了《根本法》赋予它的立法权和预算权：“六三宣言”明确重申了杜马的特权。

只有彻底废除杜马或废除其立法权，才称得上是一场变革。因此，我们可以将6月3日的事件更恰当地看作是违反宪法的行为。

机构的支柱——十月党

此前，一直未提及十月党在前两届杜马中的作用，是因为其代表在杜马中的代表太少，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在第二届杜马解散后，十月党的阶级属性便引起了斯托雷平的注意。

早在第二届杜马开幕之前，机构就得到了大多数地方自治议会、联合贵族和君主党的支持，支持解散杜马、限制选举法和通过以私有财产不可侵犯为基础的土地改革。

但新杜马将成为一个可靠的盟友，它需要一个在选举上有吸引力和组织良好的政党，准备给予机构连续的支持。到目前为止，维特和斯托雷平在与十月党领导人的早期接触并没有证明该党将成为这样一个盟友。

但在1906年夏天，十月党的领导之间出现了分裂，使党的大多数成员都朝着与机构妥协的方向前进，使该党能够成为地方自治局和贵族中忠诚分子的焦点。

这次分裂是在1906年8月27日古契科夫接受保守派报纸《新时代》采访时发生的。这次采访令人吃惊的一点是，古契科夫不仅接受了当时斯托雷平机构刚刚公布的改革方案，而且接受了8月19日法令战地军事法庭的方案。

他称战地军事法庭是一种“令人遗憾的必要措施”，并补充说:“在我们陷入困境的体系中，我们需要一个坚定而果断的机构政策。”

机构表明在反对改革的斗争中采取了果断措施，这给那些希望和平工作的人带来希望，他们将在这个机构中找到一个坚定的权威，能够捍卫我们的新的政务自由。

这种对斯托雷平最严厉的压制行动的支持，与迄今为止公众舆论领袖所采取的冷漠立场截然不同。这立即引起了希波夫的反驳。他写信给十月党委员会，宣布他感到必须离开这个党。他宣布十月党人毫无保留地与斯托雷平机构结盟是不能容忍的。

希波夫的信重申了俄罗斯知识分子的传统道德立场，反对在古契科夫接受机构政策中最野蛮和最无法理的方面。正如希波夫的信所示，在这一暴力过渡时期，立宪自由主义的困境并不比专制国家复杂，而且在许多方面更加痛苦。

再犹豫了一段时间后，委员会重申了十月党致力于俄罗斯的“和平复兴”，但也支持古契科夫最近的声明，称他最近的声明并没有背离这一原则。

然而，和平革新党迄今曾与十月党合作，并考虑过加入该联盟，现在它与十月党断绝了所有的组织联系。

希波夫同包括S.I.切特韦里科夫P.P.里亚布申斯基A.S.维什纳科夫等十月党人加入了和平革新党。1906年11月5日，古契科夫又作了一次声明，描述了这此分裂后的十月党的政务前景。

他说，与他们合作的左翼政党一样，他们致力于《十月宣言》所宣布的宪法，右翼政党热爱俄罗斯民族和帝国；他们拒绝了仍沉溺于改革的左派，但同样也反对右翼的观点，即俄罗斯仍然是一个专制国家。

十月党还使他们的土地方案与机构的完全一致。当机构颁布了《1906年11月9日土地法令》时，十月党委员会放弃了其先前的土地方案，并宣布完全支持机构的方案。

立宪党派的策略调整

在反思第一、二界杜马活动的失败之后，在筹备第三届杜马选举中米留可夫坚决同左翼改革力量划清界限，同机构的关系也愈加密切。米留科夫在立宪党派第五次代表大会上说，“在六三政体下，虽然选举法被修改，立宪党派仍然要在法律的范围内进行斗争，哪怕几率非常小。

《十月宣言》和《根本法》依旧保持着效力。立宪党派不能再扮演不负责任的少数派角色，而要把杜马看成最高的国家机构，具有法律规定的最高权力，为了实现前两届杜马中的任务，应该积极地参与立法工作，以此作为反对保守势力的主要手段”。

米留科夫的报告指出，在立宪党派不占杜马多数的情况下，要转变策略，放弃激进立场。一方面同十月党结盟，“保全杜马”，使议会制的基础——杜马长期工作下去。对于沙皇政权，立宪党派人已放弃了对沙皇政权的不妥协立场。

1909年6月米留可夫访问英国时，曾在伦敦市长举行的宴会上表示:“只要俄国存在着能够对预算实行监督的杜马，立宪党派就始终是陛下反对的党，而不是反对陛下反对的党”。这些话与其说是讲给英国人听得，不如说是讲给沙皇政权听的。

米留科夫在会上发言还批评了机构的反改革恐怖措施，指出，“改革已经过去，现在到了必须实行改革的时候了。”只有全面的改革措施才能平息民众的情绪，调和社会矛盾避免改革的再度爆发。

他认为，议会制是政务文明发展的最高程度，在西方已得到实践证明。它是表达人民意愿、对机构进行监督、国家走向法治的有效途径。维护专制制度的一成不变、故步自封，只会导致俄国的落后。对日战争的失败就是惨痛的教训。

在第三届杜马中，立宪党派贯彻了米留科夫提出的“保全杜马”、“同十月党结盟”、“坚持立法”的策略，表现出谨慎的态度，不再像前两届杜马中那样激进。在讨论“改革恐怖”问题时，立宪党派的决议批判了改革恐怖行为，称之为“毫无节制、为所欲为的毒瘤”。

社会党派和劳动派提出的对机构六三变革质询，立宪党派没有给予支持。第一次例会期间，立宪党派也没有投票反对内务部的预算，在对警察署和报刊事务委员会贷款的投票表决中，他们只是投了弃权票。

总之，立宪党派在新一届杜马中的策略就是“既不要改革，也不要反抗”，只在规定的宪法框架内进行立法工作。

“六三”选举法

在第二届杜马开幕之前，斯托雷平机构就设想了另一种政务阵容，由十月党人作为一个中间联盟的核心，该联盟将代表俄罗斯人民联盟、联合贵族、地方自治机构和君主主义者的利益。

在“六三变革”之后，斯托雷平立即通过了他的内务部副大臣克里扎诺夫斯基长期为他准备的新选举法。大臣会议从克雷扎诺夫斯基起草的三个文本中选择了最符合沙皇的版本。

它的主要目的是，在不完全排除其他人口的情况下，让大俄罗斯人、地主、贵族和构成地方自治议会力量的较富有的城市成员在即将到来的杜马会议中占据主导地位。这在某种程度上标志着对早期宪法政务概念的回归。

在某些方面，“六三”选举法可以视为《十月宣言》的正确产物，因为该宣言的目的是分裂反对派运动，向其中较为温和的党派做出让步，并争取其支持。1905年12月11日的选举法与这一政策不一致，因为它给予农民群众太大的发言权。

正如斯托雷平在第二届杜马上所指出的那样，“目前的选举是由农民控制的：控制权必须交给其他阶层。”新选举法的目的是将这一控制权移交给其他阶层，尤其是地主。

因此，新法律最重要的一条规定是，将私人土地所有者在省选举议会中的代表从平均34%增加到51%，而农民代表从43%下降到22%。所有拥有充分选举资格的地主，就其拥有的土地数量而言，都有自动参加地区选举大会的权利。

那些拥有的土地少于为该地区规定的资格的土地所有者举行了初步会议，在会上他们选择了与他们共同拥有的选举资格总数相对应的若干名代表参加县议会。

私人土地所有者的这种支配地位由于进一步规定，在省级选举大会中，每一阶层的代表不应由该本阶层的同僚，而应由全体议会选出而得到加强。

这确保了土地所有者在组织程度最低的情况下，从任何地方选出最适合他们的人，而不仅仅是他们自己的人。

在城市人口众多的省份，土地所有者有机会与较富裕的城市选民结合，支持温和而不是激进的候选人。正是这种联盟才能确保新杜马有一个强大的十月党和党派核心。

几乎所有工人代表的省份的工人代表人数都减少了近一半。他们还受到这样一个事实的影响:原本有26个城市直接选举杜马，结果却被削减为7个。该法还牺牲了所有其他民族的利益，增加了俄罗斯民族在杜马的代表权。

波兰人受到严重打击：来自王国国会的代表从33名减至14名。西伯利亚的代表人数从44名减至15名，高加索的代表从29名减至10名。中亚地区完全失去了它的代表权。

最后，斯托雷平按领土、民族或财产将县、乡镇一级的所有选举议会按他认为合适的划分，从而进行有利于他希望提拔的候选人的选区划分。

新的选举法几乎完全预定了第三届杜马的组成成分，他的目标是创造“两个多数”，十月党多数以支持土地改革和民族主义政策，十月党-左派多数以通过在需要时的自由主义改革。

阿尔弗雷德·列文对“六三”选举法的评价较为公正，即斯托雷平希望修改代表权条件，以确保杜马中可信赖的成员占多数，同时仍允许大多数主要的公众舆论派代表。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将把多数席位分配给首相可能依赖的那些群体，让他们在实现其改革方案方面进行合作，并坚持反对在宪法或社会和经济立法的中急切改革思想。

新法律将人为地为保守派和俄罗斯人创造多数，以反对反对派、改革派和非俄罗斯选区;将为乡镇的大地产所有者创造一个反对相对较小的财产、较小的收入和劳动力等级的多数；并为大俄罗斯人创造一个反对任何特定地区的外国人的多数。

将成为新法律主要受益者的十月党在新法公布之日发表了一项声明，承认该法的颁布违反了《根本法》，他们认为这是俄罗斯的宪法，但称这是“令人遗憾的必要措施”。

十月党人，特别是古契科夫，认识到，确保立政体和防止恢复个政的唯一途径，无论是传统的还是现代化的形式，都是杜马与机构之间的真正合作，而另一方面，只有修改选举法才能保证这种合作。总的说来，十月党人都明白，“六三变革”是企图挽救俄罗斯所走的自由主义道路的行为。

正如上文所述，我们现在知道斯托雷平和他的同事希望利用选举法的修改来确保立政体的生存。下面引用科科夫佐夫回忆录中一段重要段落的话，可以再次强调这一点：“新选举法的颁布正是为了拯救杜马，而1905年12月的这部过于宽泛的选举法已经危及到杜马的职能且不适合国家的需要。”

杜马选举法是否是平等的，实际上不是当时的主要问题。从自由主义的角度来看，最主要的是维护立政体和执行机构的自由主义方案。这就能使这一政务制度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来解决俄国的现实问题。然而，这一切只有在机构和杜马共同努力的情况下才有可能。

由于选举法的修改使得这种合作成为可能，1907年6月3日的变革阻止了破坏俄罗斯向宪法政务国家转变的进程。

最终，变革符合自由主义的利益，而不是保守派的利益。毫无疑问，十月党人明白这一点，且不遗余力的在他们占多数的杜马中与机构合作，以实施斯托雷平宣布的自由主义改革方案。

第三届杜马选举

第三届杜马于1907年11月1日召开，是唯一一届开满五年的杜马。按照预期，新的机构比其前两届保守得多：在422名代表中，154名属于十月党，147名属于右翼和民族主义团体。这一代表确保保守派获得三分之二多数票。立宪党派被削减到54个席位，与之相关的有28个进步党。社会党有32名代表，即19名社会党派人和13名劳动派。

十月党人控制着第三届杜马，就像立宪党派控制第一届、第二届杜马一样，他们致力于现有的立宪安排。十月党的指导思想是建立一个法治国家，在这个国家里法律对社会的一切都具有同等约束力。

该党领袖亚历山大?古契科夫出身于一个由农奴建立的显赫的莫斯科商人家庭，曾在西欧接受教育。亚历山大·克伦斯基形容他是“一个带着神秘感的阴郁孤独者”，他反对解放运动。

他对俄罗斯民众的评价很低，与政客相处也不自在。他是一个忠诚的爱国者，在性情和观点上都像斯托雷平，他帮助斯托雷平在第三届杜马中分裂右翼分子，将较为温和的分子从中分离出来;这些以民族主义派别的形式组织起来的组织，连同十月党人，形成了绝对多数，帮助斯托雷平通过了他的许多立法法案。十月党人的许多普通成员都来自于地方自治局，并与之保持密切的联系。

为了获得对他的立法计划的支持，斯托雷平每年从秘密经费中拨出65万卢布用于补贴报纸和贿赂有影响力的右翼代表。第三届杜马是一个活跃的机构：它对机构提出的2571项法案进行了投票，自己发起了205项法案，并对部长们进行了157次质询。

其委员会处理了诸如土地问题、社会立法和许多其他问题。1908年和1909年是丰收、暴力减少和工业重新发展的时期。斯托雷平站在他职业生涯的巅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