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零年的春天，29岁的许继慎以一己之力在半年内就把原本星罗棋布的鄂豫皖根据地连成一片，达到了“可以燎原”的成果。

这位黄埔一期生里首位军长，以其出神入化的战术和审时度势的临场指挥才能，打遍大别山无敌手，面积迅速扩大为继江西中央苏区之后的第二大苏区，

下辖人口达三百多万。

一、信阳失利

许继慎执行中央的指示，总是雷厉风行。金秋九月，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动冒险主义者们对鄂豫皖红军提出“打到武汉过中秋”的口号。

遵照这一指示，许军长率领全军沿京汉路，先偷袭了湖北广水，未成功后立刻穿过武胜关直取信阳城。

豫南重镇信阳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岳飞当年就是在这里的朱仙镇大败金军主力，最近的还有张献忠在此遭左良玉痛击差点没命。

为连接武汉的南北交通之枢纽。

信阳城中敌人的武装力量部署，作为北伐的老指挥许继慎心中一清二楚，难不难？难！但为了执行上级“占领中心城市”的指示攻占信阳，

只有撸起袖子，干！

这天，他指挥部队乘夜色潜入了信阳火车站。雨注般的子弹打得墙壁、车皮、铁轨火星四溅。熊熊火光中，经过激烈的争夺，艰难地占领了车站。

然而进入市区时却遭遇了守敌顽强地抵抗。战斗一直进行到中午，敌人打退了红军的十多次进攻，眼见增援的敌人越来越多，对我军逐渐形成了包围。眼看攻城无望，许继慎含恨果断下令撤兵，及时止损既是获益。

两次战斗的失利，红一军逐渐笼罩上了一层低落、沮丧的情绪。敌我力量的悬殊，党内“左倾盲动主义”的干扰，搞得他们无所适从。

一些干部甚至当许继慎的面说

“连广水，信阳都攻不下，哪还有力量去打武汉啊？是谁提出打到武汉过中秋的?让他去试试！”

战斗的失利使许继慎清醒地认识到，红军远离根据地，脱离了群众，无后方供应，在敌人重兵布防的铁路沿线作战，太过被动。

于是他决定返回根据地修整，一路上红一军大张旗鼓地宣称党的政策方针和土地改革，斗地主分田地，建立地方苏维埃政权，敌人也没有敢追来的意思，想必是徐军长不打他们，他们就烧香拜佛了吧。随着沿途建立的游击队和地方武装，就这样红一军的革命势力扩大到了豫东、皖北等地。

就这样鄂豫皖一带的革命势力范围逐步壮大，根据地也更加稳固了。红一军在许继慎的正确领导下，展现出锐不可当的战斗力，使国民党反动派十分惊恐。蒋介石派出十数万兵力，于11月上旬开赴鄂豫皖，对红军实施大规模的“围剿”。

二、曾中生来了

中央敏锐地察觉到敌人大部队的动向，于是，黄埔一期的另一位我党优秀指挥员，鄂豫皖特委书记兼军委会主席曾中生同志来了，他身材消瘦，嗓音洪亮，为人坦荡直率，不乏热情，二人一见如故。

在曾中生的大力相助下，许继慎马不停蹄，带领红军驰骋于数百里的大别山区。敌我双方实力相差悬殊，背靠大别山不就是要打靠山吃山的游击战，他根据自己总结出的“赚钱就干，赔本不来”的作战经验，在鄂东北一带痛击敌军，继而又迂回豫东南、皖西，以游击战和运动战等形式，歼灭了大量“围剿”敌军，特别是香火岭一战，歼敌三个整团，共毙俘3000余人。这种打法跟毛泽东提倡的游击战打法不谋而合。也就是在这时，黄安、金寨等地贫苦老百姓参加了许继慎的队伍，他们中的许多人成为了共和国将军。

1931年1月15日，活动在大别山南麓，长江北岸的红十五军在蔡申熙的率领下，来到豫东南与红一军胜利会师。党中央急电鄂豫皖分局令，两军整编为一个军。为加强领导指挥力量，跟贺龙元帅资历相当在党内有着崇高威望的旷继勋、余笃三空降分任军长和政委，许继慎为十一师师长。

三、张国焘主政鄂豫皖

就在鄂豫皖苏区实力和信心爆棚的时候，1931年4月，新上任的旅苏中央领导人王明为了推行一整套“左”倾政策，派出了我党早期的领导人之一，也是极具破坏性的人物，最后更是沦为了一个可耻的叛徒——张国焘，来到了鄂豫皖苏区！

他身兼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军委主席，大权在握，只手遮天。

中央分局一成立，张国焘为使根据地实现“彻底转变”，大力施行“左”倾新政策，树立个人权威，拉帮结派，铲除异己，一时间，鄂豫皖上空阴云密布，山雨欲来......

5月的一天，张国焘来到金家寨十一师防区。许继慎曾经读过张国焘的书籍，一直把他视为师长，一位党内有理论有水平有威望领导人！直爽的许继慎把自己这些年来在鄂豫皖一带的斗争经验及党政军建设经验，毫无保留地向张国焘做了汇报。这令张国焘感到非常满意，表示会支持他的工作，让他放手去做。

但是第二天，张国焘却对另一位领导干部说:“许师长是个打仗的人才，但在政治方面比较欠缺。昨天他跟我诉了苦，我不大接受。言语中透露出自大，目中无人，旧军阀作风，今后我们要密切关注一下，不能让他走的太远。”

7上旬。在商城县余家集，张国焘在一个大户人家祠堂里主持召开了一次军事扩大会议。会议主题是讨论红四军行动方案。张国焘威严地坐在一张太师椅上，扫视了坐在对面的鄂豫皖党政军领导干部。正患疟疾的他面孔有些泛黄，先无精打采地讲了一些国内外时局和鄂豫皖苏区面临的形势。

张国焘忽然拔高了语气，众人没有心理准备，吓了一跳：“当前，中央苏区正在艰难的进行第三次反围剿，我们首要政治任务，咳咳！”张国焘的嗓子突感不适：“...对敌人的大城市给予威胁，并让他们感到我们的决心，产生担忧和畏惧！以减轻中央的压力。所以，我决定四军先打英山，然后出潜（山）太（新），直逼安庆，全力攻克安庆，继续东进，直插南京，端了蒋介石的老巢，给全国根据地来个振奋！”说到这里张国焘左手叉腰，右手挥了出去，激动地脸色由黄变红，沉浸在了他的臆想之中。

一周后，中央分局在新集召开扩大会议时，张国焘又重申了这个战略意图。曾中生首先发表了反对意见，紧接着许继慎站起来走到地图前，嗓音声震全场:“张主席的计划我认为是冒险主义！如果东进，四军必然要吃亏。综合敌军兵力分布及我们的补给线，我赞同南下，先打英山，再去蕲(春)，黄(梅)，广(济)，威胁长江策应江西。这样，还可以使鄂豫皖根据地发展到蕲，黄，广去，请张主席再认真考虑考虑。”

“考虑什么？嗯？考虑我们揭开了立三路线的面具，而来一个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是么？”张国焘对许继慎已经没有了好感，瞥了一眼站在旁边的曾中生、旷继勋、许继慎、徐向前，担心又出现上次会议的情景，赶紧先发制人，大声道:“就这么定了，四军一个月内完成这个任务！”

这是命令，代表党的命令；这也是尊严，一个250万人口苏区领袖的神圣尊严。作为一名军事干部，首先也是一名忠诚的共产党员，你执行也得执行，不执行也得执行。

四、改变东进计划

红四军聚集了十、十一、十二师6个团共1万余人的兵力在曾中生、徐向前、许继慎的带领下，于7月28日从商城南部的新集出发。冒酷暑翻越连绵不断的大别山北麓，往南长途行军过斑竹园、吴家店，直取英山。

7月30日夜，部队到达英山城外，连夜作好了战斗准备。激战一天，傍晚就结束了战斗。全歼守敌个团，并缴获了敌人的一个军需仓库。

这是一个炎热的夏天，极大地限制了部队的活动。占领英山后，部队休息了两天。曾中生、徐向前、许继慎、余笃三、周维炯、刘英等军事领导人乘着机会在一起开了个会，商量下一步行动方案。研究决定：改变张国焘决定的行动方案。向南进击，从实际情况分析，这的确是一个明智之举，对于这个决定，徐向前元帅回忆说：

根据张国焘的决定，打下英山后要东出潜太，攻打安庆，威胁南京。对此，大家本来就想不通。在英山，我们认真分析了当时敌我态势和力量对比。觉得东进确实没有把握。

第一，路程太远。从英山到安庆，中间要通过400多里白区，沿途有敌人两个多旅把守，我们远离根据地，无后方支援风险太大。

第二，兵力有限，我们3个师的兵力，留下一个团守英山，东进只有5个团,。一路下去，敌众我寡，敌防我攻，沿途再留点兵力，还有多少兵力去攻安庆？而安庆是战略要地，敌人重兵防守。

第三，太湖、潜山、安庆一带地形条件、群众条件、敌情条件，我们都不熟悉。一鳞半爪知道点，也是从敌人报纸上看来的，不可靠。

……如果南下蕲、黄、广地区则有利得多。那里建立过苏维埃政权，党的基础和群众条件比较好，离英山又近，才200里路程，敌人兵力也空虚。

因此，在权衡利弊之后，出于对红军对革命负责的考虑，军部最后决定乘势进据蕲、黄、广，并将这一行动上报了中央分局。

8月19日，红四军占领广济，又克黄梅，捷报频传。部队一面打仗，一面打土豪，没收官府财产，开仓分粮，开展党、苏维埃和群众工作。

仅仅一个月的时间，红四军就歼敌7个多团，震动了九江、武汉，并牵制了敌军，声援了江西中央苏区。同时，还开辟了以英山为中心的英、罗、蕲、黄、广等大片根据地。而且这一带比较富庶，红四军的这次行动，除了大量的粮食、武器等军需物资外，仅收缴的黄金就有20余斤，白银1800余斤，大洋7万元，使部队的后勤供应得到了保障。那20斤黄金，曾中生、徐向前根据许继慎的建议，派人直接送交到上海，以提供党中央作为工作经费之用。

红四军的胜利本该表扬宣传，事实已经证明这是绝对正确的战略方针。然而张国焘却不考虑你胜利不胜利，在他眼里违背了他的意志，就是对他权力的侵犯。他连续写信到前线，指责红四军领导人擅自改变计划是“抗拒分局指示”“重复立三路线”等等，并强令部队返回新集

9月4日，部队行至英山县鸡鸣河驻扎了下来。红四军召开了全军支部书记、指导员以上干部活动分子会议，总结南下以来的行动和讨论张国焘的来信。

曾中生、许继慎、余笃三、周维炯、姜镜堂等将领和四军党委干部们，并不怕张国焘的压力，群情激愤，争相发言。这些久经战斗考验的指战员，对南下与东进的是与非，个个心中都非常明了。

最后，干部们一致表示给中央分局和张国焘写一份反驳的申明书。《申明书》由曾中生起草，同时另抄了一份报中央军委。详细陈述了红四军连以上干部的共同意见。许继慎带头在《申明书》上签名，那“许继慎”三个字，足足占有5个人签名的地方，可见他一腔激愤。

五、张国焘动手了

红四军在鸡鸣河召开会议的消息传到新集后，张国焘怒了。他宣称鸡鸣河会议是红四军中“改组派”的反党会议。刘士奇携《申明书》随行军部队先期到达新集，向张国焘当面汇报的当天，张国焘就火冒三丈地主持召开了中央分局和军委会联席会议。两张合并一起的宽大红漆方桌旁边，围坐着10余位党和军事高级干部。分局会议室内，充斥着紧张的气氛。会议错误地决定撤销了曾中生红四军政委职务，并决定了开展“肃反”工作。

会后，张国焘即派陈昌浩作为全权代表，乘“列宁号”飞机赶到麻埠，接任红四军政委一职，并授意陈昌浩相机处理许继慎。同时，张国焘还以中央分局的名义发出通告，说“严厉镇压反动派是党在目前斗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要求红军和地方各级党组织“动员一切同志，一切革命群众参加肃反的工作”。

陈昌浩一到麻埠，就奉命开始在红四军中进行“肃反”。当天晚上就逮捕了平日同许继慎比较亲密的几个团干部。许继慎更避免不了这场厄难。在大别山北麓的商城县余子店，他便被五花大绑地捆了起来。

因为张国焘宣称掌握了许继慎详实的“反党依据”。

原来，早在8月初，红四军收复英山后，蒋介石的特务头子曾扩情，利用和许继慎在黄埔军校同学的关系，派遣军统特务任廉洁和钟梅桥带他的亲笔信到黄山找许继慎，妄图进行拉拢。许继慎是个有着坚如磐石革命信念的战士，两个特务找到师部后，许继慎接过信一看，勃然大怒道:“这不是要我与敌人勾结，倒戈投蒋么?策反竟策到我头上了。来人!”许继慎拍了下桌子喊来卫兵,“将他们捆起来,连同这封信一起送交军部。”

曾中生和徐向前也是了解许继慎的。

许继慎的履历可是很不一般的，可以说在我党高级领导人中也是屈指可数的优秀指挥员之一。

1921年4月就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是学生运动领袖之一。考入上海大学后于1924年春，他投笔从戎，进入黄埔军校参加第一期学习。第二年入党，他与陈赓两人同任黄埔军校支部委员会候补干事。跟随叶挺参加过北伐，任团长。1930年3月被派来鄂豫皖苏区，担任红一军军长职务，为根据地的巩固和反“围剿”的斗争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这样一个忠于党、忠于革命事业，经历了严峻考验的红军优秀将领，怎么会突然间与敌人勾结呢？

曾中生、徐向前很慎重、严肃地审问了曾扩情派来的这两个特务，知道是敌人的离间计后，遂决定送中央分局处理，并说明了他们的意见：许继慎个人英雄主义是有点，但倒戈投蒋是绝对没有的事。可张国焘不这么想，他感觉机会来了:“嗯！我说许继慎为啥拼命反对东进，原来有此因素，危险哟！他们一定有一个阴谋组织。”

一次在彭杨军校召开的一次会议上，面对数百干部，张国焘讲话:“改组派、AB团、第三党在红军中组织了一个领导机关，反革命的军事委员会委员共9人，主席是许继慎，他们决定9月15日在武穴暴动，幸亏被我们破获了。”

10月6日，张国焘命刚返回新集的红四军和红七十三师团以上干部，到光山县的泼皮河开了个会，本意斗争曾中生、许继慎，却因干部们不积极表态而没有达到目的。于是8日上午，张国焘骑着他的大白马，带着一排崭新军服的保卫人员，从新集赶到白雀园，亲自坐镇，主持军内“大肃反”。屠杀之前，他似乎动了“恻隐之心”，还想最后做做许继慎等人的思想工作，只要他们听命于他的家长制，在会上认个错，他暂不想看到他们的血。他让人把许继慎带了来:“同志们没给你苦吃吧？快坐快坐！”

一见面，张国焘挤出笑脸，假装关心地双手扶着许继慎的肩膀。

“如果我确实犯了错误，就是吃苦也应该！”许继慎宁折不弯。

“你呀，早在5年前我就知道你是出自黄埔的高材生，可党的决定无论如何是要服从的嘛！你不该在南下路线上固执已见嘛！现在你已经有了第三党的嫌疑，你那样做，人家能不怀疑你拼命南下为了啥？”

“那能为啥？为了红军，为了打敌人呗。我是个带兵的，总想打胜仗不打败仗呗!”许继慎一直昂首挺胸地站着，胀红着脸，两眼望着窗外。

“我来鄂豫皖后，你一直跟我过不去，我们都是做党的工作嘛！你只要实事求是的承认自己所犯的错误，组织上还是会考虑你过去的功劳，给你一个立功赎罪的机会。”张国焘语气亲切地说。

他还是想降服这位能征惯战的大将，毕竟枪杆子里才能出政权，这个他想的很明白。

“我没罪！我不是第三党！我没有啥交代的。在红四军行动路线上，明明是你错了，可你硬让我们东进，我们能眼睁睁地看着战士们送死？”无畏强硬的口气，正义直率的语言，吓得张国焘心里发寒他知道拉不过来了，同曾中生一样，不会向他认输的。

想到这，便甩起杀手铜，一反温和的态度，口沫横飞地怒声道:“那你为什么伙同他人搞一个组织？有什么目的？是不是想投靠国民党？是不是想反革命？有人供出你是第三党，你要如实向党交代！

“那是有人陷害！对党对革命我问心无愧，从没有反革命行为，我要想反水，何等今日？”许继慎不卑不亢地回答道。“告诉你，我们掌握了可靠的证据，你不要心存幻想，对于你的事中央也来信表过态了。”张国焘怒冲冲地走了。

不欢而散的会面，在命运的天平上更为许继慎添加了重重的一个砝码。

六、许继慎等人的公审大会

翌日上午，天高云淡。田野里，农民们在自由自在犁田耕地，准备播种小麦。附近村庄，听得到一阵阵战士训练的喊操声。看去整个苏区十分祥和、安定。而白雀园镇内的空气中，却是弥漫着阴冷的杀气，在张国焘主持下，临时革命法庭正在火神庙召开“公审”大会。会场很简单，两张方桌、几把椅子放在大厅上方。四周是荷枪实弹的士兵。

参加“公审”的是红四军连以上代表。戒备森严的会场上，有部分群众也被放进来观看，以示苏维埃政权的公允。许继慎头扎绷带，浑身血迹斑斑。

灰土布军装被撕得一条条的挂在身上。他被两名战士用担架抬进会场。与他同时被带来的，还有十一师师长周维炯，其遭遇同许继慎一样。

大会开始后，张国焘当众宣布了许继慎、周维炯组织反革命9人委员会，企图暴动投敌和参加“第三党”、“改组派”等“罪状，并喝令许继慎交代。

许继慎怒火中烧，忍着巨痛，吃力地从担架上坐起来。他两眼冒火地逼视着张国焘，大声“诬蔑！统统是诬蔑！假的，统统是假的！我许继慎对党对革命问心无愧，我一生经历几十次大的战斗，大都取得胜利；在艰苦环境中，用鲜血和全部精力投入红一军建设中，统一和巩固了鄂豫皖根据地。这些,足以证明我是忠于党、忠于革命的，苏区军民有目共睹。

黑白忠奸，历史自有公论。我相信，总有一天，党会作出公证结论的，你张国焘是代表不了党的！”这些话，如地下冒出的一股清泉，清清亮亮地涌进了在场军民的心里，回荡在会场的上空，久久萦绕在人们的耳畔。

尽管在此之前，张国焘授意一些人，在中央分局机关报《列宁报》上发表了批判许继慎的文章，在墙壁上书写：“打倒第三党分子许继慎”等标语，制造舆论，但军民的心里是明亮的。

张国焘也感觉如此审问下去，不但问不出个名堂，还让人怀疑他的所谓“证据”，暴露了他的公报私仇，便赶紧敷衍几句，宣布将许继慎、周维炯以反革命罪逮捕。“公审”大会就这样草草收场了。

七、许继慎之死

几天后，张国焘回到新集。他一直放不下心，遂令人将许继慎、周维炯等4名“罪犯”秘密移往新集。为防其部下闹事，许继慎等人被捆在担架上抬着，上面盖着白布单子。

几个战士发现后，有所怀疑，追上来问:

“抬的什么人?抬哪儿去?”

保卫局干部应付着说:“

病号，抬到新集治病的。”

摄于许继慎、周维炯在红四军中的巨大影响力，张国焘不敢公开他们。但这眼中钉、肉中刺，不予拔除，他就无法把红四军改为自己的张家军。

抬到新集后的第二天，一个大雨滂沱的夜晚，下令将他们秘密勒死在保卫局禁闭室内。许继慎牺牲后，将士们有人为他感到心酸，却因为张国焘的权势，没有人敢为他收拾，只有丁武冒着生命危险，将许继慎的遗体拉到山沟里掩埋，后来开国时，丁武被授予了少将军衔。

一个战功卓著、名扬鄂豫皖苏区，威震敌胆的红军优秀将领，英魂化作雨水就此洒在了他为之付出一生心血和艰苦奋斗的大别山区了。这可是国民党反动派悬赏重金而不得的一个“赤匪头子”！天地为之叹息，鬼神为之哭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