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杜聿明患肾衰竭，卧病在床，他曾经的同僚郭汝瑰前来探望。

两人闲聊一阵，郭准备告辞之时，杜聿明突然抓住他的手问：“我最后再问一次，当年你是不是共产党？”

郭停顿片刻，开口说：“我们是信仰不同。”

1981年5月7日，杜聿明因病逝世，他最终还是未能得到确切的答案。

郭汝瑰潜伏国民党高层多年，官至中将，曾深受蒋委员长重用。

解放战争时期，他在宜宾起义，直接破坏了蒋的“固守大西南”计划，为全国解放再添一笔。

逃往台湾的老蒋得知此事后，气得差点晕倒，点名说他是“最大共谍”。

但在建国后，他并未得到中央重用，而他本人也志不在此。

而在这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故事呢？一切都要从他的早年经历说起。

黄埔毕业生

郭汝瑰家有个郭汝栋，是他同辈的堂兄，在四川军阀内是个高官。

而他本人家里，是个家道中落的读书人家，在好友的建议下，他考入黄埔军校，成为第5期生。

而那个时候，正值国共第一次合作，双方交流频繁，周总理等共产党人到军校先后任职授课。

那个时候，他也经常去听这些同志讲课，时间一长，他也从中受到了不少启发和影响。

他的心中萌生出了成为共产党员的想法，恰好他就碰上了一个机会。

那时，他得知自己的好友是共产党员，他便找到好友，表示自己想要入党。

但他的好友知道，他是四川军阀郭汝栋的堂弟，便对他说想要入党需要接受一段时间的考验。

然而，没过多久，时任北伐军总司令的蒋校长，悍然发动政变，大肆杀害共产党人，一时间情况危急。

1927年4月14日，就在政变发生两天后，尚在军校的中共领导同志，吴玉章，悄悄将他和傅秉勋叫到了办公室。

那个时候，他的堂兄已经是川鄂边防司令部的副司令，手上有两个师一个旅。

吴玉章向他们非常严肃地说明了局势，他说蒋介石已经撕下了伪装，下面很有可能会进攻武汉。

而四川军阀杨森应该会听从蒋的命令，大举进攻，郭、傅二人要做的就是，让郭汝栋拦下杨森。

毕竟一个是堂弟，一个是妻弟，郭汝栋多少能听进去一点。

如果说，劝阻杨森失败，那么也可让郭汝栋趁其后方空虚，攻打对方。

实在不行，至少让郭不要给杨出兵，削减敌人的力量。

显然，组织委以他们重任，不久后他们从武汉返回了四川。

随后，郭汝瑰就找到自己的堂兄，跟他转达了吴玉章的意见。

那时，他堂兄驻扎在涪陵，见了自家堂弟，他还是很开心的。

但对于阻止杨森出兵一事，他表示心有余而力不足。

他说，自己和杨森的关系不好，没办法劝他，如果要袭击杨，他的力量也不够。

不过，要他不出兵，这一点他还是办得到的。

然而，他没想到的是，就在两堂弟兄交谈的工夫，郭汝栋已经悄悄派出特使到南京，向他的蒋委员长表示效忠了。

郭汝瑰那时还很年轻，得了堂兄的话，便相信了，而后还向吴玉章写信联系，说自己的堂兄已经答应不出兵。

随后，他被安排在堂兄部下工作，借着职务，到处宣传孙先生的思想，还极力谴责蒋背叛革命的行为。

很快，他就成了涪陵城内的红色人物。

但好景不长，中共陷入了更大的困难之中，也是那个时候，他与接头领导同志，吴玉章失去联系。

无奈，他只能暂时留在堂兄部下工作，1928年5月，他由昔日同学袁镜铭介绍，终于加入了共产党。

此后，他继续在堂兄手底下工作，但他逐渐发现，自己的这个堂兄日渐向蒋委员长靠拢。

而那时，他已经升为堂兄部下独立团1团3营的营长。

不久后，早已离开郭部的昔日好友，悄悄找到他，转达了上级发动“兵暴”暴动的命令。

然而，此次兵暴中联络出现的问题，郭原本准备好的3营是配合红军暴动。

但没想到，同志们搞错了，3营的战士被消灭大半，而他自己也中弹住院。

出院后，才知3营因损失过大，被削建制，康复后，他只好到军部担任参谋这一闲职。

此次暴动失败后，老蒋加紧了他对共产党人的迫害，还要求暂且“容共”的郭汝栋必须肃清。

虽然，郭汝瑰等人已经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人，但他堂兄不敢留他们，便劝其到日本留学念书。

他认为去日本也无妨，避风头的同时，还能学习到一些真本事，将来对革命有更大的贡献。

然而，这一去便成了他革命事业的转折点，到了晚年，他对自己的这段经历是后悔不已。

那么，在他留学日本归国后，究竟又发生了什么事呢？

迷茫十余年

在日本留学快一年的时间里，郭汝瑰确实学习到了军事理论。

但每到关键的军事技术、武器，日本方面的教官便阻止中国留学生学习。

一直到“九一八事变”爆发，学校内的中日学生之间的矛盾彻底爆发，在那里留学的中国留学生纷纷退学回国。

1931年底，他返回上海，并被推选到南京训练总监，报考陆军大学。

只是这当中经过一番曲折，他先是被推到中央军校，那里原是黄埔，他是不愿去的。

那时，他的堂兄已经公开反共，那就更不可能去了。

但幸运的是，他原本报考的陆军大学，有一名学员，因学历不过关，被取消了复试资格。

他这才如愿顶替该学生参加复试，在陆军大学学习了三年。

该校原来的校长，是思想开明的杨杰，而后蒋介石自任校长，无奈，他又成了“天子门生”。

不过，他学习成绩优异，以第一名的成绩顺利毕业，因不愿做反共的帮凶，他被杨教育长推荐深造，担任了战史学教官一职。

西安事变爆发后，蒋介石不得不与中共展开第二次合作，以顺应民意。

郭汝瑰敏锐察觉到，报国的机会来临，经同学介绍，来打到了陈诚部下。

而陈诚则是他军旅生涯中的一大贵人，为他后来进入国民党上层提供了机会。

“卢沟桥事件”爆发不久后，蒋委员长为保卫南京，组织了淞沪会战。

那时，郭正在第14师，只因日军进犯上海，被调回参加淞沪会战。

南北塘口一线，负责指挥作战的42旅旅长胆小，怕自己指挥不当酿成大祸。

于是，他主动与郭交换职务，让其代理42旅旅长，战况异常残酷。

每每有下级说“顶不住”的时候，他就冲出掩体，在前线指挥。

到了战局最危急的时刻，他留下遗书，亲自到意志动摇的84团指挥作战。

他所带领的42旅与日军周旋厮杀7天7夜，8000人最后仅剩2000人，阵地未丢一分一毫。

自那时起，从前视其为“书生”的一些同僚，对他刮目相看，而他名扬部队，成为会战中的战将。

陈诚也是那个时候，发现了这么个军事人才，将其升任为54军参谋长。

武汉一战中，他更是力排众议，提出外围作战，为抗战胜利增加了可能。

经此一战，陈诚更是欣赏他的战略部署艺术，推荐为了暂5师师长。

此后，在抗日战争中，他多次给出令人意想不到的方案。

如鄂西会战中，他识破日军佯攻的奸计，及时挽救正面战场的队伍，并取得了会战胜利。

实际上，这十几年间，郭一直都在国民党内部工作，基本上是脱离组织的状态。

虽然他一直作风朴素，不像其他国民党军官挥金如土，使手下士兵性命为无物，但他自己也迷茫了很多年，

直到他与国民党上层接触，看见内部乱象后，他幡然醒悟，决定弃国投共。

就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时任军务署副署长的他，遇到了一位老熟人，他在黄埔的同窗任逖猷。

遗憾的是，作为从前的党内同志，同窗被刘湘抓走，他出手相救后，经受不住考验，竟脱共入国，成了一名校官。

遗憾之余，他的老同学透露，自己的弟弟任廉儒也曾是共产党。

郭激动不已，立刻找到老同学弟弟，询问一二。

只不过人家正作为特别地下党员，做情报工作，一个军务署的副署长找到自己，他自然警铃大作。

随后，在与郭署长交谈一番后，他将关键情报报告给了董必武同志。

经过中央讨论，同意他与郭署长进行联系。

走了十几年的弯路，郭汝槐终于重新联系上了组织，那么，在解放战争中，他又作出了哪些贡献呢？

沙场频传报

经过两个月的考察，郭汝瑰再次与任廉儒联系，秘密会见董必武。

两人行色匆匆，赶往一座深宅大院，在那里，他见到了真正的同志，郭、董二人握手，他激动地说：“董老，我来迟了。”

刚刚联系上，他便立刻提出归队的想法，董向他解释，组织需要他继续留在国民党军队中，日后传递情报会有专人前来，单线联系。

一个月后，抗战胜利，他被何应钦选中，一起到南京接受日本投降。

很快，内战一触即发，美国出面“调解”，他作为副手帮助张治中谈判。

在重庆，他见到了周总理，他朝周总理招了招手，但不敢多说什么，他身处敌营有苦难言。

不久后，他得到消息，组织原则上同意恢复党籍，但需等待时机，要他谨慎行事，不要打草惊蛇。

巧得是，那个时候，他在国民党内部备受赏识，半年三迁，而这都要多亏他的贵人陈诚。

1946年5月后，他搬到了南京，在四条巷租了一套普通民房。

而蒋经国住三条巷，与他算是邻居。

一日，郭汝瑰不在家，“蒋太子”经过他家，前去拜访，看到他家人桌上仅有两样素菜。

他感叹，如果其他高级将领像他那样廉洁，党国或许就不一样了。

这一叹，又给郭添了护身符，而他也趁此机会，暗中捣乱。

借着高层对他的信任，每一开一场会，他都回去誊抄一份，交给线人，几番周转送到解放军指挥部。

除了在军事上频送情报，他在政治上也暗中揭露国民党的丑恶。

1947年3月19日的“哭陵事件”，就是他一手策划。

因为他参与了整编数百名军官的计划，那群人便将矛头对准这个蒋委员长手下的红人。

而这样的攻击于他而言，反倒是护身符，在情报工作上，他更加安全。

不过，随着解放战争发展，他也曾传递情报差点暴露，而那个明白人，正是“功德林优秀学员”杜聿明。

1947年5月12日，郭汝瑰接到电话，老蒋要他出席官邸汇报工作，这样的机会并不是人人可得的。

到了官邸，一坐下他们就开始讨论山东军情，他一边听，一边将他们的计划统统记下。

陈诚等人密谋，正是孟良崮战役的计划，当晚回家他就将作战部署誊抄一份给线人，嘱咐解放军要小心整编74师，他们配备的是全美式装备。

他的这一情报起到了重要作用，4天后，74师被全歼，其师长张灵甫被毙。

而杜聿明发现郭可能是卧底，则是在淮海战役前夕。

何应钦命郭指定作战计划，而他的计划还没来得及事实，就送到解放军的指挥部中。

除此之外，他还诱导老蒋改变决策，让他们在徐州外围决战，致使黄百韬兵团在碾庄被围。

蒋介石一着急，就把杜聿明叫到徐州作战，而他对郭汝瑰早有怀疑。

在他的回忆中，那时，他就认为自己上了老蒋的当，而老蒋与其他人全听信“郭小鬼”的话，才造成了两难的境地。

但他那时也没有公开质疑，自觉孤掌难鸣，而后在淮海战役中战败被俘。

多年以后，他仍放不下这桩心事，临终前找郭讨要答案，但郭并未正面回答。

解放后，因为郭的身份特殊，不便公开，因此便安排了在宜宾起义将领待遇。

而这，也为他后面被扣上莫须有的罪名，埋下了祸根。

为免受折磨，他在斗争中冒认了那些罪行，一直到80年代才恢复党籍，重获清白。

90岁时，老人家身体仍较为硬朗，还坚持要送别自己的孙女。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就在送别路上，他遭遇车祸不幸离世。

有人怀疑，这是国民党特务的手笔。在他死后，远在宝岛的几个老同学，寄来几封信，打开一看，全是空白。

他的后辈多年后，才领悟到其中的真意，虽立场不同，但还是老同学，一切都在不言之中了。

郭汝瑰与韩练成等人相比，算不上正宗的卧底，支撑他寻找组织，是他心中的正义。

所以，中央按照起义将领的待遇对待他，是合理的，而他本人也对此很满意。

而在20世纪80年代重新入党，也算是对这位老人戎马一生，心中信念的一种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