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狱里面的沈醉，他的思想改造在众多的战犯里面，可以说是比较突出的一个。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在那11年的改造过程中，一开始他并不认为自己是有错的。他也承认自己确实有不少思想问题，有的已经解决了，但是有的解决得还不够彻底。沈醉坦言，哪怕自己被特赦之后，有的思想都还没解决，他还特意举出了三个例子作为代表。

从他的这个三个例子里面，从沈醉思想转变的过程中，我们就能看出对战犯们思想改造的难度和复杂程度了。

第一：对于一些认罪的问题，他心里有不少的抵触。

沈醉被特赦以后，关押在功德林的时候，和几个军统的同僚闲聊，那些同僚们直言，沈醉当年搞出的那些事情，细数下来罪行是很大的。

但是，沈醉却不认为那些是罪行，他认为那时候大家都是各为其主，他只是做好了自己本职工作而已。他还认为，如果不是老蒋吃了败仗，那他现在不但没有罪过，反而还是有功劳的。

除此之外，沈醉还声明，死在他手上到底有多少人，他心里是有数的，并不像外面人传言的那般夸张。而且他基本上都是属于奉命行事，上头让他执行什么，他就执行什么。除了在云南快解放的那段时间，因为情况复杂多变，来不及请示，自己这才下了命令，杀过一些人。

其实，沈醉的这个态度，在战犯们心里也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他们认为“成者王败者寇”。

不过，说到根源上，他们心里其实比谁都清楚，罪行越大，问题也就相应的更严重。因此，在认罪的过程中，他们的态度就是八个字：能推就推，能赖就赖。除非给出了确凿的证据摆在面前，才会低头承认。

因此，针对他们的这个态度，在改造的过程中，是两方面着手，一方面进行说服教育，一方面是搜集证据，在确实的证据面前，才能让对方心服口服，无话可说。

第二：沈醉不承认那是阶级斗争。

在沈醉的心里，他所有的行为不是为了某个阶级斗争，而是为了老蒋的政权服务，也就是在其位谋其政。

沈醉的这个心态，在功德林里面也是战犯们普遍存在的一个心理。这个普遍的现象，其实是一个很严重，也是很难以转变的思想问题。监狱的管理员只能是耐心的给他们解释清楚，两个阶级之间的区别。从两个阶级的出身不同开始，层层递进讲到代表的利益区别；再谈到由不同立场引发的不同结局，对国家和民族产生的不同影响，到底哪一条道路才是正确的。

这个思想的转变着实是很难的，光靠口头去讲道理是很难改变他们的思想。直到看到美国人在半岛上的失利之后，在战犯们的心中造成了震撼的波动，他们这才开始正视这个问题了。

第三：对于戴笠这个人，沈醉一直感恩戴德。

哪怕沈醉后期的思想也有了很大的转变，他也知道戴笠当初确实做了很多得不到人民原谅的事情，也无辜错杀了不少人。但是，戴笠对他毕竟有着提携之情，当年对他很是照顾。当年戴笠的飞机失踪以后，沈醉主动请缨去寻找戴老板，可见他对戴笠的私人之间的感情是难以割舍的。

因此，哪怕是在功德林，他也忘不了对戴笠的感情。

每年的3月17号，这一天是戴笠摔死的日子，每到这一天，沈醉都会提醒军统的同僚们：今天是3月17号。

他的意思很明白，就是以这种提醒的方式，来纪念戴笠。

监狱的管理员也明白他的用意，但是并没有去批评他，反倒是从他的角度去考虑，只是指出他从私人感情去缅怀戴笠是可取的，说明沈醉是一个重情重义的人。不过，以后还是不要在3月17号的时候提醒别人，这样影响不好。

沈醉也明白这个道理，管理员提醒之后，他倒也是听话了。也是经过这件小事以后，对沈醉的触动还是挺大的，他亲身体会到了咱们对于战犯的宽大处理。也正是这些点点滴滴的小细节，让沈醉的态度逐渐的转变了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