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阵子偶然刷到一个小视频，标题和本文的标题差不多，内容是电视剧《特赦1959》的一段剪辑。

片中，杜聿明在和功德林的其他战犯讨论一个问题：国民党在短期内土崩瓦解的最根本原因是什么？

邱行湘找的原因是：抗战结束后，国民党内部的迅速腐败。这个原因就是蒋介石后来自己总结的：我们的失败就是失败于“接收”。

郑庭笈找的原因是：老蒋昏聩。意思就是国民党的最高战略思想出了问题。

而陈长捷说：国军在战略上有严重的问题，大战略小战略都有问题。言下之意，不是老蒋一个人昏聩，而是整个国民党集团都昏了头。

最后宋希濂说：国民党内部不团结，派系林立，相互之间根本不协作。

然后杜聿明说：“这些确实是一些原因，但不是最根本的原因。”有人问他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他说：“我也在找，但还没找到。”

视频就这样结束了，你说坑人不坑人…

于是，小杜不得不把这部电视剧从头到尾看了一遍，试图找出那个“最根本的原因”。

说实话，这部剧还挺好看的，如果您对解放战争中这些国民党将领的经历比较熟悉的话，看这部剧的过程就会比较有意思。

为了严谨一些，小杜又读了这部剧的原著《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作者黄济人的父亲是国民党少将黄剑夫。黄剑夫是黄埔第五期毕业，和邱行湘是同期同学，后来娶了邱行湘的妹妹邱行珍。所以，1959年第一批被特赦的战犯邱行湘，便是这本书作者的舅舅。

另外还看了一本《沈醉回忆录—战犯改造所见闻》，沈醉也是功德林的“学员”，被俘前担任保密局云南站站长，是1960年的第二批特赦战犯，也是前两批中唯一的军统要员。

好了，下面进入正文，主要就是总结一下，这些国军将领是如何一层一层理解失败原因的，一共有如下四层。

01

第一层：原因在某些人身上

“某些人”指的就是蒋介石和他身边的军事高层，这就是国军将领们试图去解读失败的第一层领悟：老蒋昏聩，顾祝同无能，陈诚江郎才尽，何应钦志大才疏，刘峙愚蠢…等等等等。

《特赦1959》中有这样一个剧情，战犯们在新建的阅览室中讨论解放战争初期的山东战场，并举了莱芜战役的例子。

莱芜战役发生在1947年2月，是毛泽东“存人失地”军事思想的经典战例。

当时，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总长陈诚亲自到徐州坐镇指挥，部署了“南北对进”的作战方案，目标是山东解放区首府临沂地区。南线是欧震指挥的8个整编师，北线是第2“绥靖”区副司令长官李仙洲指挥的3个军。

陈毅、粟裕率领的华东野战军，避开了南线来敌的锋芒，放弃临沂后秘密北上，在莱芜地区围歼了国民党北线集团6万余人，并俘虏了司令长官李仙洲。

这场战役历时63个小时，其中被俘的国民党士兵就达到了4万余人。于是，时任第2“绥靖”区司令长官的王耀武讥讽道：“就是几万头猪，那也得抓好几个晚上吧？”

那么，国民党在莱芜战役中的惨败，责任人应该是谁呢？战犯们都把“矛头”对准了陈诚。

当时，蒋介石和陈诚都被“收复临沂”的胜利冲昏了头脑，陈诚下令李仙洲部迅速南下。王耀武发现情况不对，没有经过陈诚的批准，直接命令李仙洲收缩兵力，不得孤军冒进。但就在此时，蒋介石的手谕支持了陈诚的安排：“务希遵照指示派部进驻新泰、莱芜。”

通过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出，这就是国军将领们总结失败原因的第一层“境界”：在某些人身上找原因，也就是“上峰”在战略和战术上的失误。

02

第二层：原因在“自己”身上

“上峰”也不是次次都决策失误，那国军为什么还是失败了呢？于是战犯们进入到了第二层“境界”：在“自己”身上找原因。

这就是前面宋希濂所说的：国民党内部不团结，派系林立，相互之间根本不协作。

所以这个“自己”打引号，因为还是在责怪别人，只不过不讲“上峰”了，讲的是“友军”。

《特赦1959》中有这样一场讨论，主题是1947年1月的鲁南战役。当时陈毅和粟裕用了19天的时间，歼灭了国民党军包括整26师在内的5万余人。

陈毅在战后写了一首《鲁南大捷》，其中有这样几句：快速纵队今以矣，二十六师汝何为，徐州薛岳掩面哭，南京蒋贼应泪垂。

整26师的师长，就是在此战中被俘的马励武。而薛岳也是因为此战，在不久后被调离徐州“绥署”主任一职，由顾祝同接任。

电视剧中，黄维问马励武：“你们师已经突围出去了，为什么中途停下来？应该一鼓作气，迅速地往济南撤退。”

马励武说：“我对援军彻底失望了，于是我决定奋力一搏。反正突围不出去也是死，突围出去了，或许还有一线生机。我们坚守了整整四天，可是援军依然杳无音信。”

随后，马励武将矛头指向了同为战犯的蔡守元，指责他救援迟缓。

蔡守元是这部剧里的一个虚构人物，但反映的情况是真实的。以下摘录王树增《解放战争》中的一段记录：

被俘后的马励武在总结自己战败的原因时，强调了这样几个理由：首先是共产党官兵的士气比国民党军队要高…其次，国民党军队派系林立，彼此的勾心斗角——“整个军官阶层弥漫着强烈的个人怨恨。”马励武坦诚地说自己属于何应钦派，因此他猛烈抨击陈诚和薛岳的指挥无能，战役中不但没有对他进行有效的增援，而且坚持让他的部队孤立突进，有故意把他推入重围的之嫌——“孤军深入已属兵家大忌，而况孤军久立不进也不退。”

这就是战犯们的第二层反思：不仅“上峰”昏聩，我们这些具体执行人的配合也有问题。

03

第三层：原因在“政治”上

剧中，马励武和蔡守元争执不下，最后扭打在了一起。杜聿明实在看不下去，就一个人默然地离开了。

几天后，杜聿明和功德林的王所长谈了他的新认识：“这几天大家都在讨论增援和增援不至的问题，我现在认为，作战中的增援那不是军事问题，而是一个完完全全的，彻头彻尾的政治问题。”

然后他举了锦州战役这个例子，认为进攻塔山在军事上是没有问题的，但后来因为蒋介石和卫立煌的矛盾，傅作义的不愿尽全力，美国顾问的干扰，白崇禧在华中的尾大不掉等因素，导致了蒋介石的犹豫，锦州之战就变得虎头蛇尾了。

这个认识是个“飞跃”，因为关于军事的讨论已经进到了“死胡同”。

这就是第三层反思：军事其表，政治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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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层：人民的选择

意识到国民党失败于政治后，战犯们又开始思考：政治上的原因也有很多，那最根本的那一条是什么呢？

他们多次请教了功德林的管理人员，但王所长却卖了关子。

最后，在全剧快结束的时候，王耀武的一次发言，“找到”了这个终极答案：

最终导致失败的，不仅是军事上的失败，更重要的是政治上的失败。从而，遭受了全面的失败。失败的原因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只有一个，那就是国民党失去了人民的支持。我们现在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深刻地认识到，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当战争到来的时候，人民已经做出了选择。

作为一部电视剧，这个答案是圆满的。但原著中关于这个“终极秘密”的解读要更深刻一些。

原著中有这样一句话：蒋介石的战旗上，分明写着“人民”两个金光灿灿的大字，而且愈到后来，这两个大字愈被涂抹得鲜艳夺目。

所以，“得民心者得天下”其实不是什么秘密，国民党不是不知道，而是做不到，这是其阶级性所注定的。

杜聿明在昆仑关与日军血战的时候，打到哪里老百姓就跟到哪里，为他的部队提供支持，运送粮草。但到了淮海战役，被围困的杜聿明却没有得到任何老百姓的支持。

所以在功德林的小组讨论会上，杜聿明曾发出过这样的感慨：“败在敌人手里可以挽回，败在老百姓手里，就再也挽不回来了！”

05

事实胜于雄辩

一部剧两本书看下来，如果要总结一条对功德林战犯改造最有效的“武器”，其实不是“终极秘密”的发现，而是“事实胜于雄辩”。

对于那些军事类的战犯来说，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的胜利，是促使他们反思的一个开端。

之前有的各种不服气，找的各种偶然（运气）因素，在“无敌”的美军被打退后，都化为乌有。事实面前，他们停止了为失败找借口，进而开始研究解放军之所以强大的原因。

对于杜聿明这样本就不认为美军无敌的人来说，“刺激”他的是另一个事实：西藏的和平解放。他意识到了，政治的力量其实远大于军事。

而对于沈醉这样的非军事战犯，最大的震撼来源于“新中国新面貌”这样一个事实。沈醉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究竟是什么力量能使这些人在十年左右的时间来一个180度的转变，杜聿明等跟随蒋介石20多年，我也有18年，怎么只用一半或一半不到的时间就会使人转变得如此彻底呢？…说句老实话，我们都没有认真去总结过，相反，是和我们接触过的许多外国人，他们几乎不约而同地得出一条相类似的经验总结，那就是中共改造战犯的一个高招是“参观”。

这个“相类似的经验总结”，其实就是“事实胜于雄辩”。

让战犯们感触最深的参观活动，是“旧地重游”。比如杜聿明、范汉杰、廖耀湘等曾经的东北“剿总”高层重回东北。

参观长春汽车制造厂的时候，大家都服了，因为持续了37年的民国没能造出的国产汽车，被一穷二白的新中国在10年内造了出来。杜聿明试驾了一辆刚装备完成的解放牌卡车，心中的激动可想而知。

这些人以前都开过或坐过汽车，但无一例外全是外国车。事实面前，才有最深刻的震撼。

功德林学员们参观武汉长江大桥的时候，是大桥正式通车的前一天。另一位前军统要员文强惊叹道：“我身不觉在霄汉，睹此宏图暗叫惊！”

而邱行湘在心中默念起了苏轼的名句：“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