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诸葛亮益州早期从政情况的相关研究积累丰厚，学者亦多精彩见解。如田余庆先生认为: “刘备死前，诸葛亮未得处于主动状态，作为不大; 刘备死后，诸葛亮得其托孤之言，始获特殊地位。”马植杰先生指出: “刘备在时，常外出征讨，诸葛亮镇守成都，代行政事。”而何兹全先生则以为“刘备在世之时，诸葛亮是政治方面的主要参谋; 军事方面，则全由刘备决策，诸葛亮很少参与意见，更很少在决策方面起主要作用。”

一、相关背景与“萧何之任”

《三国志·诸葛亮传》对于诸葛此间的事迹仅有以下概括性的记载: 214年，“成都平，以(诸葛) 亮为军师将军，署左将军府事。先主外出，(诸葛) 亮常镇守成都，足食足兵。”221年，“群下劝先主称尊号，先主未许” ，诸葛亮亲自劝谏后，刘备方同意称帝。随即，刘备任诸葛亮为丞相并录尚书事。张飞遇害后，诸葛亮又领司隶校尉。223 年，刘备在永安病宫病笃; “召( 诸葛) 亮于成都，属以后事……”裴松之在《上三国志注表》中言《三国志》“失在于略，时有所脱漏”。但裴氏只是在诸葛亮任丞相后，罗列了可疑性较大的“郭冲五事”中的“二事”补漏、备异。陈寿将诸葛此间主要事迹概括为“常镇守成都，足食足兵。”清代著名学者何焯在此评曰: “当先主时，但寄以萧何之任”。何氏之论是否准确? 有必要对相应史实探析梳理，求得对“萧何之任”更深入的了解。

秦末，群雄逐鹿。刘邦起兵之初，萧何“为丞督事( 常监督庶事也) ” 。此后项羽封刘邦为汉王，刘邦以萧何为丞相，萧何向刘邦举荐了名将韩信，随后刘邦迅速占据关中。“( 萧) 何以丞相收巴蜀，填抚谕告，使给军食。汉二年，汉王与诸侯击楚，(萧) 何守关中，侍太子，治栎阳。为法令约束，立宗庙社稷宫室县邑，辄奏上，可，许以从事; 即不及奏上，辄以便宜施行，上来以闻。关中事计户口转漕，给军，汉王数失军遁去，何常兴关中卒，辄补缺。上以此专属任何关中事。”此即为萧何辅助刘邦立国的主要事迹，萧何在刘邦平天下的过程中始终镇守后方，“未尝有汗马之劳，徒持文墨议论，不战。”刘邦论功行封，以“功人”喻萧何，以“功狗”喻诸将，基于萧何在“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方面的突出贡献，以其“功最盛”。

随后排列功臣次位之时，群臣皆认为有“攻城略地”之功，且“身被七十创”的曹参劳苦功高，理当排第一。但关内侯鄂君却认为: “夫曹参虽有野战略地之功，此特一时之事……然萧何常从关中遣军补其处，非上所诏令召，而数万众会上之乏绝者数矣。夫汉与楚相守荥阳数年，军无见粮，萧何转漕关中，给食不乏。陛下虽数亡山东，萧何常全关中以待陛下，此万世之功也。”

鄂氏认为萧何之“万世之功”主要包括“保全关中”和“动员关中人力物力支援前线”两个方面，远非曹参、韩信等名将的“攻城略地”的“一时之功”可及。至此，刘邦力排众议，把功业和位次两项第一都给予了远离前线的萧何。“就对于汉朝建国的贡献来说，萧何经营关中，利用关中优越的地利形势和充沛的人力、物力资源，源源不断地支援在前线作战的刘邦，并且可进可退，万不得已可以退守关中、重演战国时秦与东方六国对峙之局面。”

东汉光武帝刘秀命寇恂镇守河内时也借鉴了萧何辅助刘邦的事例，勉励其曰: “河内完富，吾将因是而起。昔高祖留萧何镇关中，吾今委公以河内，坚守转运，给足军粮，率厉士马，防遏他兵，勿令北度而已。” 随后，寇恂深固河内，为东汉王朝的建立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位列云台二十八将之一。汉末三国之际，“萧何辅助刘邦”“鄂氏论位次”“寇恂辅助刘秀”等故事已广泛传播，普遍为知晓《史记》《汉书》等典籍的割据诸侯们所了解和接受。“萧何镇抚关中，刘邦率众定天下”的历史事实，对东汉末年割据地方的诸侯提供了认识依据; 富有政治经验的割据诸侯容易认识到“萧何守关中; 寇询守河内; 皆以为王业根本”。故而，汉末三国之际，割据诸侯君臣经常用萧何辅助刘邦的故事互相勉励和实践，期待复制其成功经验。

曹魏方面，225 年，曹丕亲征孙权，“命帝( 司马懿) 居守，内镇百姓，外供军资。临行，诏曰: ‘吾深以后事为念，故以委卿。曹参虽有战功，而萧何为重。使吾无西顾之忧，不亦可乎! ’”曹丕以司马懿比作萧何，赋予其“萧何之任”，命其镇守许昌，“督后诸军、录后台文书事” 。而曹魏创业初期，194 年，曹操征陶谦，任荀彧留事，“张邈等叛迎吕布，郡县响应，唯鄄城、东阿、范不动” ; 曹操几乎完全丢失兖州。荀彧等保全鄄城、东阿、范三县，方令曹操未失根本，进而战胜吕布，复取兖州。

曹操迎汉献帝于许昌后，“以(荀) 彧为侍中，守尚书令。( 曹) 操每征伐在外，其军国之事，皆与( 荀) 彧筹焉，( 荀) 彧又进操计谋之士从子攸，及钟繇、郭嘉、陈群、杜袭、司马懿、戏志才等，皆称其举。”可见，尽管曹操初遇荀彧以“吾之子房”喻之，但具有“王佐之才”的荀彧在曹魏集团却实际承担了镇守后方，处理政务，举荐人才的任务。事实上，《三国志》称曹操为“汉丞相( 曹) 参之后” ，故而曹氏当对“萧何、曹参争位次”等故事非常熟悉，对于“萧何之任”亦当有更为深刻的理解。

孙吴方面，孙策初定江东，对江东名士虞翻言: “孤有征讨事，未得还府; 卿复以功曹为吾萧何，守会稽耳。”可见，时人也会将“萧何之任”简单理解为“镇抚后方，处理后方庶务”。此外，甘宁归降孙吴后，提议孙权亲征黄祖，但张昭以“吴下业业，若军果行，恐必致乱”劝阻。甘宁便以“国家以萧何之任付君，君居守而扰乱，奚以稀慕古人乎”反驳张昭。而张昭在辅助孙权之初，便经常在孙权外出征讨之际承担“镇守，领幕府事”的职责，也就是负责维护后方稳定，代替孙权行使政治权力。此外，孙吴集团的张纮、吕范等重臣等均在孙权创业立国期间担任过类似的镇守之任。

曹魏集团和孙吴集团在创业立国阶段均借鉴了“萧何辅助刘邦”的成功故事。可见，汉末扰攘之际，时人已认识到“萧何”对于稳固政权的重要地位。创业诸侯君臣经常以萧何与刘邦的故事互相勉励，而“萧何之任”也可理解为“乱世丞相之任”。即基于君臣信任关系，创业君主率众外出征讨，丞相居守后方，总理政务，足食足兵。而担任此职之人一般为深受君主信赖而兼具理政之能的股肱之臣。

反观刘备集团，刘备结合个人创业的早期经历，对于“萧何”的渴求当更加迫切。刘备创业多年，始据徐州。196 年，刘备亲率军队与袁术作战，命张飞据守下邳。张飞未能协调好内部关系，下邳国国相曹豹叛迎吕布。刘备及将士家眷被吕布虏获，进退无据，迅速失去一州，到了全军覆没的境地。事实上，刘备创业过程中多次遭受沉重打击，麾下虽有关羽、张飞、赵云等武将攻城略地，但一直缺乏类似荀彧、张昭这样的人才镇抚后方，专任方面，协调内部关系的人才，以至于长时间无法取得立足之地。故而刘备寓居荆州期间，便极力寻找这类“萧何之才”。

刘备听从徐庶和司马徽建议，三顾茅庐，请得诸葛亮的辅助。而刘备之所以会“三顾茅庐”及将与诸葛亮的关系解释为“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也。”除了诸葛氏自身的卓越才能外，其对“萧何之才”的迫切需求亦为相当重要的原因。而诸葛亮初见刘备，便在《隆中对》中明确提出“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 高祖因之，以成帝业”的西汉立国经验，而其中自然会涉及到萧何如何辅佐刘邦成就“帝业”的历史事实。可见，身为“帝室之胄”的刘备在此后的创业历程中应当会重视和借鉴当年“萧何辅佐刘邦”的成功经验。

二、诸葛亮在 214—223 年的主要事迹

尽管《三国志·诸葛亮传》关于诸葛亮此间事迹的记载相对简略，但通过稽考相关史料仍可大致勾勒出诸葛亮此阶段的主要事迹。

(一) 镇守成都，足食足兵

镇守方面，214 年入益州后，诸葛亮在刘备外出之际，常担任镇守成都的职责。诸葛亮初任军师将军，署左将军府事，“即总录军府事”; 刘备称帝后，诸葛亮为丞相，录尚书事; 张飞死后，又领司隶校尉。从此阶段诸葛亮历任官职和权力来看，诸葛亮在成都始终具有全面处理后方政务的权力。诸葛亮镇守期间，成都一带多平安无事，体现其优秀的镇抚能力。值得一提的是，诸葛亮前往白帝城看望刘备之时，汉嘉太守黄元趁“成都单虚” ，进军临邛，逼近成都。黄元选择诸葛亮离开成都之时起兵，也侧面反映了诸葛亮镇抚后方的能力。

此外，《魏略》载: “(刘) 备以诸葛亮为太子太傅”; 尽管裴松之以为《诸葛亮集》等材料并未记载诸葛亮曾担任太子太傅的经历，但刘备临终前曾诏敇刘禅: “闻丞相为写《申》《韩》《管子》《六韬》一通，已毕，未送，道亡; 可自求闻达。”而“《六韬》述兵权略记，《管子》贵轻重权衡，《申子》核名实，《韩子》引绳墨，切事情，施之后主( 刘禅)，正中其病矣。”可见，诸葛亮镇守成都，处理政务之外，还特意针对刘禅的性格特点，亲自为其抄写典籍，故而可推断其应当直接或间接参与了教导刘禅的工作。

赤壁之战后，刘备以诸葛亮为“军师中郎将; 使督零陵、桂阳、长沙三郡，调其赋税，以充军实。”诸葛亮积累了丰富的“足食足兵”的经验。故而刘备外出征讨之际，诸葛亮能够承担军粮供应和兵力补充的职责。刘备此间主要有 3 次大规模对外作战。第一次为 215 年南下与孙权争荆州，“先主引兵五万下公安，令关羽入益阳”。刘备得知曹操战胜张鲁进入汉中后，迅速与孙权讲和，重新与其划分荆州，返回江州。

第二次为汉中之战。217 年，刘备一方面命张飞、马超等率偏师攻武都等地，另一方面亲率主力与夏侯渊等争汉中。刘备进军不利，与敌方对峙长达一年。随后，刘备“急书发兵”，诸葛亮征调充足兵士和军资支援汉中。刘备以优势兵力渡汉水，进占定军山，击杀夏侯渊，并成功迫使曹操放弃汉中。第三次是 221 年，刘备举倾国之力对孙吴发动“夷陵之战”，此战持续一年有余; 刘备全军覆没，败退白帝城。

总之，此阶段诸葛亮镇守成都，侍奉刘禅，征调益州人力、物资资源，足食足兵，至少三次为刘备大规模对外战役提供了支持。

(二) 黜陟人才和协调内部关系

初定成都，刘备旧部和荆州人才纷纷拥入益州，而刘璋旧部亦对其延颈相望。诸葛亮居于益州新旧集团之中，黜陟人才，协调内部关系。拔擢人才方面，蜀郡太守法正随刘备前往汉中，诸葛亮推举犍为武阳人杨洪担任蜀郡太守，杨洪“众事皆办，遂使即真。”蜀郡太守可谓益州最为重要的官位之一，诸葛亮可直接上表“洪领蜀郡太守”，这不仅体现了刘备对于诸葛亮的信任，还间接表明诸葛亮在刘备外出之时拥有专任方面的权力。此外，诸葛亮还提拔“有才策功干”的门下书佐何袛为广汉太守。

调和内部关系方面，关羽“闻马超来降，旧非故人;(关) 羽书与诸葛亮，问超“人才可谁比类?( 诸葛) 亮知(关) 羽护前，乃答之曰: ‘孟起兼资文武，雄烈过人; 一世之杰，黥、彭之徒，当与益德并驱争先，犹未及髯之绝伦逸群……关羽省书大悦’。”刘备进位汉中王，任命黄忠为后将军，诸葛亮提醒刘备注意安抚关羽情绪。可见，诸葛亮和重臣关羽关系颇为融洽，而性格孤傲的关羽也对其言语相当重视。法正为蜀郡太守，日益骄横，“或谓诸葛亮曰: ‘法正于蜀郡太纵横; 将军宜启主公，抑其威福’。”

虽然此时诸葛亮未担任司隶校尉，但可推断，基于刘备的信任，诸葛亮此时应当拥有监察蜀郡太守这样重要官员的权力，体现其凌驾于群臣之上的独特地位。诸葛亮顾全大局，考虑到法正的才能及其对取益州的重大功绩，以权宜之计纵容了谋主法正。刘巴与武人张飞不和，诸葛亮一方面劝解刘巴“宜少降意”; 一方面在刘备面前盛赞刘巴之才( “运筹策于帷帐之中，吾不如子初远矣”)，尽力调和群臣矛盾，以任人之才。

人才建议方面，广汉彭羕居功自傲，诸葛亮提醒刘备: “(彭) 羕心大志广，难可保安。”刘备“既敬信”诸葛亮，于是开始疏远彭羕。刘备养子刘封不救关羽，又欺负孟达，诸葛亮“虑( 刘) 封刚猛，易世之后终难制御，劝先主因此除之。于是赐(刘) 封死，使自裁。”刘备巡查，遇广都长蒋琬“众事不理，时又沉醉”，欲依法严办。诸葛亮劝谏，刘备“雅敬亮，乃不加罪，苍猝但免官而已。”诸葛亮死后，“社稷之器”蒋琬果然代其掌握国事。

上述事例不仅展现了刘备对于诸葛亮的“雅信”和“雅敬”，还体现出诸葛亮对于人才的敏锐判断。刘备始终信任、敬重诸葛亮，故而才会授予诸葛亮相当的权力。而诸葛亮一方面积极拔擢人才，另一方面居中调和荆州、益州等新旧人才关系，迅速形成了以有才之士“皆处于显任，尽其器能。有志之士，无不竞劝”的良好氛围，是以“西土咸服诸葛亮能尽时人之器用”。

(三) 励精治蜀

陈寿评价“( 诸葛) 亮之器能政理，抑亦管、萧之亚匹也。”而关于诸葛亮治蜀，有人认为是其 223 年开府之后的主要政治行为。事实上，诸葛亮开府的时间(223—234 年) 不足 12 年，除去南征(225 年) 1 年、北伐(228—234 年) 7 年的时间之后，其在成都开府主政的时间大概只有 4 年，稽考相关史料发现，诸葛亮治蜀诸多措施当发生于这一阶段。相关事迹简要如下:

严苛治蜀。诸葛亮审时度势，针对刘焉、刘璋以来“文法羁縻，互相承奉，德政不举，威刑不肃; 蜀土人士，专权自恣，君臣之道，渐以凌替”的统治状态，与法正、李严等人共同制定《蜀科》。由于法正死于220 年，因此诸葛亮等完成《蜀科》制定的时间当在 220 年以前。法正曾建议诸葛亮“缓刑弛禁” ，裴松之质疑法正劝谏诸葛亮说法的真实性，以为“今称法正谏，则刘主在也。诸葛职为股肱，事归元首; 刘主之世，亮又未领益州，庆赏刑政，不出于己。”而清人李安溪认为“先主外出，既常镇守成都，则不嫌于专制矣。此难未确。”李氏指出诸葛亮在刘备外出之时拥有专制方面的权力，颇有见地。可推断诸葛亮初入成都，便充分利用刘备赋予的专制方面之权力，审时度势在蜀地厉行法治，有效稳定了当地的稳定。

发展织锦业。蜀地织锦业发达，蜀锦为益州特色产品，自汉代以来便远近闻名。诸葛亮认为: “今民贫国虚，决敌之资，唯仰锦耳。”而夷陵之战期间，刘备便“以金锦爵赏诱诸夷”。可推断，诸葛亮应该很早便意识到蜀锦对于蜀汉政权经济和军事上的重要性，当在此阶段便采取了一些措施，以供应刘备招降、赏赐等军事开支使用。此外，诸葛亮“家有桑八百株” ，亦为其提倡植桑，发展织锦业的佐证。

发展农业。都江堰水利工程与成都平原农业的发展休戚相关。《水经注》载: “诸葛亮北征，以此堰(都江堰) 农本，国之所资，以征丁千二百人主护之，有堰官。”诸葛亮早年躬耕陇亩，又在刘备集团长期专任“足食足兵”之职，故而可推断其对于都江堰当有相当的重视。因此，虽不能断定诸葛亮此阶段便在都江堰创立了堰官管理制度，但可推断其当应非常重视对于天府之国最为重要的水利工程———都江堰的维护和利用。

总之，诸葛亮此阶段虽未获得开府的权力，但其在刘备外出之际，有专任方面的权力，故而能够充分发挥其卓越的理政才能。诸葛亮死后，蒋琬、费祎相继执政“咸承诸葛亮之成规，因循而不革。”可见，诸葛亮治蜀对当时和后世影响深远，是一件无法否定的事实，而诸葛亮正是在此阶段初步构建了蜀地治理的政策和措施。

三、诸葛亮与“萧何之任”

通过对“萧何之任”和诸葛亮益州早期从政情况的梳理与比较，可知二人均在君主亲征之际，承担了镇守后方、足食足兵、侍太子、拔擢人才等重要任务。萧何在关中得以“便宜行事”，而诸葛亮在“镇守成都，足食足兵”“黜陟人才和协调内部关系”“励精治蜀”等方面的相关史实也间接表明其在成都拥有专任方面的权力。因此诸葛亮与当年萧何的角色是类似的; 何焯对刘备在此阶段寄诸葛亮以萧何之任的判断是符合史实的。

既然诸葛亮与萧何的此阶段的角色类似，那么陈寿将诸葛亮此阶段的主要事迹概括为“镇守成都，足食足兵”是否妥当呢? 镇守之职一般为股肱之臣或宗室亲信所承担，并常具有专任方面的权力，其重要性无需赘言。而“足食足兵”源于儒家经典《论语》: “子贡问政。子曰: ‘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此处的“问政”一般解释成为政者如何治理好国家。而朱熹注解为“言仓廪实而武备修，然后教化行，而民信于我，不离叛也。”可见，“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是儒家所推崇的治国理政之道。因此，不宜将“足食足兵”狭隘理解成为作战部队供应足够的军资和人员保障，宜解释为对内治理国政，对外为战争供应足够的兵士和军资。

而距陈寿年代较近的东晋常璩在《华阳国志》中便将萧何的事迹记述为: “及(项籍弑义帝) 高帝东伐，萧何常居守汉中，足食足兵。既定三秦，萧何镇关中，资其众，卒平天下。”可见，陈寿以“镇守成都、足食足兵”来叙述诸葛亮此阶段的主要事迹是妥当的，为意味深长的概括。此外，诸葛亮北伐期间，蒋琬“常足食足兵，以相供给……( 诸葛亮) 密表后主曰: ‘臣若不幸，后事宜以付琬。’”蒋琬出色完成“足食足兵”的重要任务，受到诸葛亮高度赞扬，并被推荐为自己的接班人。由此可知，“足食足兵”的重要性在战火频仍的时代绝非“攻城略地”的“一时之事”所及。

“刘备夺取益州时优先任命庞统随行、诸葛亮留守后方。争夺汉中时，则是听从法正之谋略; 诸葛亮本人亦‘每奇正智术’，说明刘备的选择经得起考验。诸葛亮最适宜治理内政、留守后方，攻城略地则需要仰赖庞统、法正这两位谋士。那么诸葛亮的擅长之处何在，已经不言而喻。”可见，以“知人善任”著称的刘备赋予诸葛亮“萧何之任”，是基于其早期创业经验和二人之间“鱼水之情”以及诸葛亮理政才能所作出的合理安排。而诸葛亮在此阶段镇抚后方，足食足兵，励精治蜀，拔擢人才，调和内部关系，就像当年萧何之于刘邦一样。

“在纷乱形势下，具有远见的雄杰往往要先夺取一块较为富庶的经济区域，作为自己的根据地，以便提供兵源粮饷，然后借以实现宏图伟业。”诸葛亮初遇刘备便建议其夺取荆、益二州，伺机兴复汉室。而刘备取得益州后，“诸葛亮此阶段地位一直比较特殊，他没有众多的幕僚，但却在后方统筹众务，依靠的不是他的职位赋予的权力，而是(基于刘备信任) 在代替行使刘备的权力。”可见，虽然诸葛亮在刘备生前未获“开府治事”之名，但其在成都却有“开府治事”之实。

刘备外出征讨，未将“理民之干，优于将略”诸葛亮放在运筹帷帐的贴身位置，而是委任法正等人以奇谋划策之责; 委任关羽、张飞、马超等人攻城略地之责。诸葛亮在刘备生前，并非处于“在荆不得预入蜀之谋，在蜀不得参出峡之议”的被动状态，而是其职为“股肱”，不必干预“谋主”参赞戎机大事; 诸葛亮一直在后方专注“镇守后方，内修政理、足食足兵，选拔人才、翕和众力”等类似萧何当年在关中所做的事情。诚如清人赵冀所言: “( 诸葛) 亮之不可及处，原不必以用兵见长” ，其不可及处在于理政、治国之能。何况诸葛亮在刘备规取益州之重大事项上，前有《隆中对》的战略谋划，后又身处戎阵，分定郡县，亲自参与了益州的略取。

方诗铭先生认为刘备能够成为一国之主，“更重要的一点，即是刘备从荆州开始与诸葛亮的合作，因为，不是刘备开创了，而是此后诸葛亮开创了蜀国的历史。” 而小编认为诸葛亮在“开创蜀国历史”过程中非常重要的工作便是在益州出色完成了“内修政理”“镇守成都，足食足兵”的“萧何之任”。此外，可能由于何焯评语“但寄以萧何之任”中的“但”字，隐隐蕴含了刘备并未尽诸葛亮之才的感叹，故而也会引发一定的争议和误解，但当我们理解“萧何之任”之内涵后，应当不会再误解刘备的安排。

总而言之，214—223 年间，正值干戈扰攘之际，刘备全据益州，失荆州，败夷陵。基于君主信任，诸葛亮得以在刘备外出之际，在成都专任方面，领袖群才，内修政理，外“足食足兵”，深固根本，故虽有“关羽毁败”和“秭归蹉跌”而不致于倾覆，仍可在仅据一州的情况下与强大的曹魏和孙吴成三足鼎立之局。因此，诚如萧何一样，诸葛亮对于政权的创立和延续贡献了“万世之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