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刘备死前诸葛亮在蜀汉虽只是后勤部长,但他的贡献就如同萧何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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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7-07 20:0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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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诸葛亮益州早期从政情况的相关研究积累丰厚,学者亦多精彩见解。如田余庆先生认为: “刘备死前,诸葛亮未得处于主动状态,作为不大; 刘备死后,诸葛亮得其托孤之言,始获特殊地位。”马植杰先生指出: “刘备在时,常外出征讨,诸葛亮镇守成都,代行政事。”而何兹全先生则以为“刘备在世之时,诸葛亮是政治方面的主要参谋; 军事方面,则全由刘备决策,诸葛亮很少参与意见,更很少在决策方面起主要作用。”

一、相关背景与“萧何之任”

《三国志·诸葛亮传》对于诸葛此间的事迹仅有以下概括性的记载: 214年,“成都平,以(诸葛) 亮为军师将军,署左将军府事。先主外出,(诸葛) 亮常镇守成都,足食足兵。”221年,“群下劝先主称尊号,先主未许” ,诸葛亮亲自劝谏后,刘备方同意称帝。随即,刘备任诸葛亮为丞相并录尚书事。张飞遇害后,诸葛亮又领司隶校尉。223 年,刘备在永安病宫病笃; “召( 诸葛) 亮于成都,属以后事……”裴松之在《上三国志注表》中言《三国志》“失在于略,时有所脱漏”。但裴氏只是在诸葛亮任丞相后,罗列了可疑性较大的“郭冲五事”中的“二事”补漏、备异。陈寿将诸葛此间主要事迹概括为“常镇守成都,足食足兵。”清代著名学者何焯在此评曰: “当先主时,但寄以萧何之任”。何氏之论是否准确? 有必要对相应史实探析梳理,求得对“萧何之任”更深入的了解。

秦末,群雄逐鹿。刘邦起兵之初,萧何“为丞督事( 常监督庶事也) ” 。此后项羽封刘邦为汉王,刘邦以萧何为丞相,萧何向刘邦举荐了名将韩信,随后刘邦迅速占据关中。“( 萧) 何以丞相收巴蜀,填抚谕告,使给军食。汉二年,汉王与诸侯击楚,(萧) 何守关中,侍太子,治栎阳。为法令约束,立宗庙社稷宫室县邑,辄奏上,可,许以从事; 即不及奏上,辄以便宜施行,上来以闻。关中事计户口转漕,给军,汉王数失军遁去,何常兴关中卒,辄补缺。上以此专属任何关中事。”此即为萧何辅助刘邦立国的主要事迹,萧何在刘邦平天下的过程中始终镇守后方,“未尝有汗马之劳,徒持文墨议论,不战。”刘邦论功行封,以“功人”喻萧何,以“功狗”喻诸将,基于萧何在“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方面的突出贡献,以其“功最盛”。

随后排列功臣次位之时,群臣皆认为有“攻城略地”之功,且“身被七十创”的曹参劳苦功高,理当排第一。但关内侯鄂君却认为: “夫曹参虽有野战略地之功,此特一时之事……然萧何常从关中遣军补其处,非上所诏令召,而数万众会上之乏绝者数矣。夫汉与楚相守荥阳数年,军无见粮,萧何转漕关中,给食不乏。陛下虽数亡山东,萧何常全关中以待陛下,此万世之功也。”

鄂氏认为萧何之“万世之功”主要包括“保全关中”和“动员关中人力物力支援前线”两个方面,远非曹参、韩信等名将的“攻城略地”的“一时之功”可及。至此,刘邦力排众议,把功业和位次两项第一都给予了远离前线的萧何。“就对于汉朝建国的贡献来说,萧何经营关中,利用关中优越的地利形势和充沛的人力、物力资源,源源不断地支援在前线作战的刘邦,并且可进可退,万不得已可以退守关中、重演战国时秦与东方六国对峙之局面。”

东汉光武帝刘秀命寇恂镇守河内时也借鉴了萧何辅助刘邦的事例,勉励其曰: “河内完富,吾将因是而起。昔高祖留萧何镇关中,吾今委公以河内,坚守转运,给足军粮,率厉士马,防遏他兵,勿令北度而已。” 随后,寇恂深固河内,为东汉王朝的建立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位列云台二十八将之一。汉末三国之际,“萧何辅助刘邦”“鄂氏论位次”“寇恂辅助刘秀”等故事已广泛传播,普遍为知晓《史记》《汉书》等典籍的割据诸侯们所了解和接受。“萧何镇抚关中,刘邦率众定天下”的历史事实,对东汉末年割据地方的诸侯提供了认识依据; 富有政治经验的割据诸侯容易认识到“萧何守关中; 寇询守河内; 皆以为王业根本”。故而,汉末三国之际,割据诸侯君臣经常用萧何辅助刘邦的故事互相勉励和实践,期待复制其成功经验。

曹魏方面,225 年,曹丕亲征孙权,“命帝( 司马懿) 居守,内镇百姓,外供军资。临行,诏曰: ‘吾深以后事为念,故以委卿。曹参虽有战功,而萧何为重。使吾无西顾之忧,不亦可乎! ’”曹丕以司马懿比作萧何,赋予其“萧何之任”,命其镇守许昌,“督后诸军、录后台文书事” 。而曹魏创业初期,194 年,曹操征陶谦,任荀彧留事,“张邈等叛迎吕布,郡县响应,唯鄄城、东阿、范不动” ; 曹操几乎完全丢失兖州。荀彧等保全鄄城、东阿、范三县,方令曹操未失根本,进而战胜吕布,复取兖州。

曹操迎汉献帝于许昌后,“以(荀) 彧为侍中,守尚书令。( 曹) 操每征伐在外,其军国之事,皆与( 荀) 彧筹焉,( 荀) 彧又进操计谋之士从子攸,及钟繇、郭嘉、陈群、杜袭、司马懿、戏志才等,皆称其举。”可见,尽管曹操初遇荀彧以“吾之子房”喻之,但具有“王佐之才”的荀彧在曹魏集团却实际承担了镇守后方,处理政务,举荐人才的任务。事实上,《三国志》称曹操为“汉丞相( 曹) 参之后” ,故而曹氏当对“萧何、曹参争位次”等故事非常熟悉,对于“萧何之任”亦当有更为深刻的理解。

孙吴方面,孙策初定江东,对江东名士虞翻言: “孤有征讨事,未得还府; 卿复以功曹为吾萧何,守会稽耳。”可见,时人也会将“萧何之任”简单理解为“镇抚后方,处理后方庶务”。此外,甘宁归降孙吴后,提议孙权亲征黄祖,但张昭以“吴下业业,若军果行,恐必致乱”劝阻。甘宁便以“国家以萧何之任付君,君居守而扰乱,奚以稀慕古人乎”反驳张昭。而张昭在辅助孙权之初,便经常在孙权外出征讨之际承担“镇守,领幕府事”的职责,也就是负责维护后方稳定,代替孙权行使政治权力。此外,孙吴集团的张纮、吕范等重臣等均在孙权创业立国期间担任过类似的镇守之任。

曹魏集团和孙吴集团在创业立国阶段均借鉴了“萧何辅助刘邦”的成功故事。可见,汉末扰攘之际,时人已认识到“萧何”对于稳固政权的重要地位。创业诸侯君臣经常以萧何与刘邦的故事互相勉励,而“萧何之任”也可理解为“乱世丞相之任”。即基于君臣信任关系,创业君主率众外出征讨,丞相居守后方,总理政务,足食足兵。而担任此职之人一般为深受君主信赖而兼具理政之能的股肱之臣。

反观刘备集团,刘备结合个人创业的早期经历,对于“萧何”的渴求当更加迫切。刘备创业多年,始据徐州。196 年,刘备亲率军队与袁术作战,命张飞据守下邳。张飞未能协调好内部关系,下邳国国相曹豹叛迎吕布。刘备及将士家眷被吕布虏获,进退无据,迅速失去一州,到了全军覆没的境地。事实上,刘备创业过程中多次遭受沉重打击,麾下虽有关羽、张飞、赵云等武将攻城略地,但一直缺乏类似荀彧、张昭这样的人才镇抚后方,专任方面,协调内部关系的人才,以至于长时间无法取得立足之地。故而刘备寓居荆州期间,便极力寻找这类“萧何之才”。

刘备听从徐庶和司马徽建议,三顾茅庐,请得诸葛亮的辅助。而刘备之所以会“三顾茅庐”及将与诸葛亮的关系解释为“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也。”除了诸葛氏自身的卓越才能外,其对“萧何之才”的迫切需求亦为相当重要的原因。而诸葛亮初见刘备,便在《隆中对》中明确提出“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 高祖因之,以成帝业”的西汉立国经验,而其中自然会涉及到萧何如何辅佐刘邦成就“帝业”的历史事实。可见,身为“帝室之胄”的刘备在此后的创业历程中应当会重视和借鉴当年“萧何辅佐刘邦”的成功经验。

二、诸葛亮在 214—223 年的主要事迹

尽管《三国志·诸葛亮传》关于诸葛亮此间事迹的记载相对简略,但通过稽考相关史料仍可大致勾勒出诸葛亮此阶段的主要事迹。

(一) 镇守成都,足食足兵

镇守方面,214 年入益州后,诸葛亮在刘备外出之际,常担任镇守成都的职责。诸葛亮初任军师将军,署左将军府事,“即总录军府事”; 刘备称帝后,诸葛亮为丞相,录尚书事; 张飞死后,又领司隶校尉。从此阶段诸葛亮历任官职和权力来看,诸葛亮在成都始终具有全面处理后方政务的权力。诸葛亮镇守期间,成都一带多平安无事,体现其优秀的镇抚能力。值得一提的是,诸葛亮前往白帝城看望刘备之时,汉嘉太守黄元趁“成都单虚” ,进军临邛,逼近成都。黄元选择诸葛亮离开成都之时起兵,也侧面反映了诸葛亮镇抚后方的能力。

此外,《魏略》载: “(刘) 备以诸葛亮为太子太傅”; 尽管裴松之以为《诸葛亮集》等材料并未记载诸葛亮曾担任太子太傅的经历,但刘备临终前曾诏敇刘禅: “闻丞相为写《申》《韩》《管子》《六韬》一通,已毕,未送,道亡; 可自求闻达。”而“《六韬》述兵权略记,《管子》贵轻重权衡,《申子》核名实,《韩子》引绳墨,切事情,施之后主( 刘禅),正中其病矣。”可见,诸葛亮镇守成都,处理政务之外,还特意针对刘禅的性格特点,亲自为其抄写典籍,故而可推断其应当直接或间接参与了教导刘禅的工作。

赤壁之战后,刘备以诸葛亮为“军师中郎将; 使督零陵、桂阳、长沙三郡,调其赋税,以充军实。”诸葛亮积累了丰富的“足食足兵”的经验。故而刘备外出征讨之际,诸葛亮能够承担军粮供应和兵力补充的职责。刘备此间主要有 3 次大规模对外作战。第一次为 215 年南下与孙权争荆州,“先主引兵五万下公安,令关羽入益阳”。刘备得知曹操战胜张鲁进入汉中后,迅速与孙权讲和,重新与其划分荆州,返回江州。

第二次为汉中之战。217 年,刘备一方面命张飞、马超等率偏师攻武都等地,另一方面亲率主力与夏侯渊等争汉中。刘备进军不利,与敌方对峙长达一年。随后,刘备“急书发兵”,诸葛亮征调充足兵士和军资支援汉中。刘备以优势兵力渡汉水,进占定军山,击杀夏侯渊,并成功迫使曹操放弃汉中。第三次是 221 年,刘备举倾国之力对孙吴发动“夷陵之战”,此战持续一年有余; 刘备全军覆没,败退白帝城。

总之,此阶段诸葛亮镇守成都,侍奉刘禅,征调益州人力、物资资源,足食足兵,至少三次为刘备大规模对外战役提供了支持。

(二) 黜陟人才和协调内部关系

初定成都,刘备旧部和荆州人才纷纷拥入益州,而刘璋旧部亦对其延颈相望。诸葛亮居于益州新旧集团之中,黜陟人才,协调内部关系。拔擢人才方面,蜀郡太守法正随刘备前往汉中,诸葛亮推举犍为武阳人杨洪担任蜀郡太守,杨洪“众事皆办,遂使即真。”蜀郡太守可谓益州最为重要的官位之一,诸葛亮可直接上表“洪领蜀郡太守”,这不仅体现了刘备对于诸葛亮的信任,还间接表明诸葛亮在刘备外出之时拥有专任方面的权力。此外,诸葛亮还提拔“有才策功干”的门下书佐何袛为广汉太守。

调和内部关系方面,关羽“闻马超来降,旧非故人;(关) 羽书与诸葛亮,问超“人才可谁比类?( 诸葛) 亮知(关) 羽护前,乃答之曰: ‘孟起兼资文武,雄烈过人; 一世之杰,黥、彭之徒,当与益德并驱争先,犹未及髯之绝伦逸群……关羽省书大悦’。”刘备进位汉中王,任命黄忠为后将军,诸葛亮提醒刘备注意安抚关羽情绪。可见,诸葛亮和重臣关羽关系颇为融洽,而性格孤傲的关羽也对其言语相当重视。法正为蜀郡太守,日益骄横,“或谓诸葛亮曰: ‘法正于蜀郡太纵横; 将军宜启主公,抑其威福’。”

虽然此时诸葛亮未担任司隶校尉,但可推断,基于刘备的信任,诸葛亮此时应当拥有监察蜀郡太守这样重要官员的权力,体现其凌驾于群臣之上的独特地位。诸葛亮顾全大局,考虑到法正的才能及其对取益州的重大功绩,以权宜之计纵容了谋主法正。刘巴与武人张飞不和,诸葛亮一方面劝解刘巴“宜少降意”; 一方面在刘备面前盛赞刘巴之才( “运筹策于帷帐之中,吾不如子初远矣”),尽力调和群臣矛盾,以任人之才。

人才建议方面,广汉彭羕居功自傲,诸葛亮提醒刘备: “(彭) 羕心大志广,难可保安。”刘备“既敬信”诸葛亮,于是开始疏远彭羕。刘备养子刘封不救关羽,又欺负孟达,诸葛亮“虑( 刘) 封刚猛,易世之后终难制御,劝先主因此除之。于是赐(刘) 封死,使自裁。”刘备巡查,遇广都长蒋琬“众事不理,时又沉醉”,欲依法严办。诸葛亮劝谏,刘备“雅敬亮,乃不加罪,苍猝但免官而已。”诸葛亮死后,“社稷之器”蒋琬果然代其掌握国事。

上述事例不仅展现了刘备对于诸葛亮的“雅信”和“雅敬”,还体现出诸葛亮对于人才的敏锐判断。刘备始终信任、敬重诸葛亮,故而才会授予诸葛亮相当的权力。而诸葛亮一方面积极拔擢人才,另一方面居中调和荆州、益州等新旧人才关系,迅速形成了以有才之士“皆处于显任,尽其器能。有志之士,无不竞劝”的良好氛围,是以“西土咸服诸葛亮能尽时人之器用”。

(三) 励精治蜀

陈寿评价“( 诸葛) 亮之器能政理,抑亦管、萧之亚匹也。”而关于诸葛亮治蜀,有人认为是其 223 年开府之后的主要政治行为。事实上,诸葛亮开府的时间(223—234 年) 不足 12 年,除去南征(225 年) 1 年、北伐(228—234 年) 7 年的时间之后,其在成都开府主政的时间大概只有 4 年,稽考相关史料发现,诸葛亮治蜀诸多措施当发生于这一阶段。相关事迹简要如下:

严苛治蜀。诸葛亮审时度势,针对刘焉、刘璋以来“文法羁縻,互相承奉,德政不举,威刑不肃; 蜀土人士,专权自恣,君臣之道,渐以凌替”的统治状态,与法正、李严等人共同制定《蜀科》。由于法正死于220 年,因此诸葛亮等完成《蜀科》制定的时间当在 220 年以前。法正曾建议诸葛亮“缓刑弛禁” ,裴松之质疑法正劝谏诸葛亮说法的真实性,以为“今称法正谏,则刘主在也。诸葛职为股肱,事归元首; 刘主之世,亮又未领益州,庆赏刑政,不出于己。”而清人李安溪认为“先主外出,既常镇守成都,则不嫌于专制矣。此难未确。”李氏指出诸葛亮在刘备外出之时拥有专制方面的权力,颇有见地。可推断诸葛亮初入成都,便充分利用刘备赋予的专制方面之权力,审时度势在蜀地厉行法治,有效稳定了当地的稳定。

发展织锦业。蜀地织锦业发达,蜀锦为益州特色产品,自汉代以来便远近闻名。诸葛亮认为: “今民贫国虚,决敌之资,唯仰锦耳。”而夷陵之战期间,刘备便“以金锦爵赏诱诸夷”。可推断,诸葛亮应该很早便意识到蜀锦对于蜀汉政权经济和军事上的重要性,当在此阶段便采取了一些措施,以供应刘备招降、赏赐等军事开支使用。此外,诸葛亮“家有桑八百株” ,亦为其提倡植桑,发展织锦业的佐证。

发展农业。都江堰水利工程与成都平原农业的发展休戚相关。《水经注》载: “诸葛亮北征,以此堰(都江堰) 农本,国之所资,以征丁千二百人主护之,有堰官。”诸葛亮早年躬耕陇亩,又在刘备集团长期专任“足食足兵”之职,故而可推断其对于都江堰当有相当的重视。因此,虽不能断定诸葛亮此阶段便在都江堰创立了堰官管理制度,但可推断其当应非常重视对于天府之国最为重要的水利工程———都江堰的维护和利用。

总之,诸葛亮此阶段虽未获得开府的权力,但其在刘备外出之际,有专任方面的权力,故而能够充分发挥其卓越的理政才能。诸葛亮死后,蒋琬、费祎相继执政“咸承诸葛亮之成规,因循而不革。”可见,诸葛亮治蜀对当时和后世影响深远,是一件无法否定的事实,而诸葛亮正是在此阶段初步构建了蜀地治理的政策和措施。

三、诸葛亮与“萧何之任”

通过对“萧何之任”和诸葛亮益州早期从政情况的梳理与比较,可知二人均在君主亲征之际,承担了镇守后方、足食足兵、侍太子、拔擢人才等重要任务。萧何在关中得以“便宜行事”,而诸葛亮在“镇守成都,足食足兵”“黜陟人才和协调内部关系”“励精治蜀”等方面的相关史实也间接表明其在成都拥有专任方面的权力。因此诸葛亮与当年萧何的角色是类似的; 何焯对刘备在此阶段寄诸葛亮以萧何之任的判断是符合史实的。

既然诸葛亮与萧何的此阶段的角色类似,那么陈寿将诸葛亮此阶段的主要事迹概括为“镇守成都,足食足兵”是否妥当呢? 镇守之职一般为股肱之臣或宗室亲信所承担,并常具有专任方面的权力,其重要性无需赘言。而“足食足兵”源于儒家经典《论语》: “子贡问政。子曰: ‘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此处的“问政”一般解释成为政者如何治理好国家。而朱熹注解为“言仓廪实而武备修,然后教化行,而民信于我,不离叛也。”可见,“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是儒家所推崇的治国理政之道。因此,不宜将“足食足兵”狭隘理解成为作战部队供应足够的军资和人员保障,宜解释为对内治理国政,对外为战争供应足够的兵士和军资。

而距陈寿年代较近的东晋常璩在《华阳国志》中便将萧何的事迹记述为: “及(项籍弑义帝) 高帝东伐,萧何常居守汉中,足食足兵。既定三秦,萧何镇关中,资其众,卒平天下。”可见,陈寿以“镇守成都、足食足兵”来叙述诸葛亮此阶段的主要事迹是妥当的,为意味深长的概括。此外,诸葛亮北伐期间,蒋琬“常足食足兵,以相供给……( 诸葛亮) 密表后主曰: ‘臣若不幸,后事宜以付琬。’”蒋琬出色完成“足食足兵”的重要任务,受到诸葛亮高度赞扬,并被推荐为自己的接班人。由此可知,“足食足兵”的重要性在战火频仍的时代绝非“攻城略地”的“一时之事”所及。

“刘备夺取益州时优先任命庞统随行、诸葛亮留守后方。争夺汉中时,则是听从法正之谋略; 诸葛亮本人亦‘每奇正智术’,说明刘备的选择经得起考验。诸葛亮最适宜治理内政、留守后方,攻城略地则需要仰赖庞统、法正这两位谋士。那么诸葛亮的擅长之处何在,已经不言而喻。”可见,以“知人善任”著称的刘备赋予诸葛亮“萧何之任”,是基于其早期创业经验和二人之间“鱼水之情”以及诸葛亮理政才能所作出的合理安排。而诸葛亮在此阶段镇抚后方,足食足兵,励精治蜀,拔擢人才,调和内部关系,就像当年萧何之于刘邦一样。

“在纷乱形势下,具有远见的雄杰往往要先夺取一块较为富庶的经济区域,作为自己的根据地,以便提供兵源粮饷,然后借以实现宏图伟业。”诸葛亮初遇刘备便建议其夺取荆、益二州,伺机兴复汉室。而刘备取得益州后,“诸葛亮此阶段地位一直比较特殊,他没有众多的幕僚,但却在后方统筹众务,依靠的不是他的职位赋予的权力,而是(基于刘备信任) 在代替行使刘备的权力。”可见,虽然诸葛亮在刘备生前未获“开府治事”之名,但其在成都却有“开府治事”之实。

刘备外出征讨,未将“理民之干,优于将略”诸葛亮放在运筹帷帐的贴身位置,而是委任法正等人以奇谋划策之责; 委任关羽、张飞、马超等人攻城略地之责。诸葛亮在刘备生前,并非处于“在荆不得预入蜀之谋,在蜀不得参出峡之议”的被动状态,而是其职为“股肱”,不必干预“谋主”参赞戎机大事; 诸葛亮一直在后方专注“镇守后方,内修政理、足食足兵,选拔人才、翕和众力”等类似萧何当年在关中所做的事情。诚如清人赵冀所言: “( 诸葛) 亮之不可及处,原不必以用兵见长” ,其不可及处在于理政、治国之能。何况诸葛亮在刘备规取益州之重大事项上,前有《隆中对》的战略谋划,后又身处戎阵,分定郡县,亲自参与了益州的略取。

方诗铭先生认为刘备能够成为一国之主,“更重要的一点,即是刘备从荆州开始与诸葛亮的合作,因为,不是刘备开创了,而是此后诸葛亮开创了蜀国的历史。” 而小编认为诸葛亮在“开创蜀国历史”过程中非常重要的工作便是在益州出色完成了“内修政理”“镇守成都,足食足兵”的“萧何之任”。此外,可能由于何焯评语“但寄以萧何之任”中的“但”字,隐隐蕴含了刘备并未尽诸葛亮之才的感叹,故而也会引发一定的争议和误解,但当我们理解“萧何之任”之内涵后,应当不会再误解刘备的安排。

总而言之,214—223 年间,正值干戈扰攘之际,刘备全据益州,失荆州,败夷陵。基于君主信任,诸葛亮得以在刘备外出之际,在成都专任方面,领袖群才,内修政理,外“足食足兵”,深固根本,故虽有“关羽毁败”和“秭归蹉跌”而不致于倾覆,仍可在仅据一州的情况下与强大的曹魏和孙吴成三足鼎立之局。因此,诚如萧何一样,诸葛亮对于政权的创立和延续贡献了“万世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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