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统治下的130年,被人们经常提及为“康雍乾盛世”。尤其是在位长达60年的乾隆时期,津津乐道的被引申为“乾隆盛世”。
但所谓的“乾隆盛世”,真的是名副其实,还是盛名难却,更多的还需要后人理性的看待。
想要了解“乾隆盛世”的景象,我们还要从乾隆统治下的朝代说起。
1757年,随着准噶尔的收复,整个清朝的外患在此基本上一扫而光。
在此后的十年时间,全国人口达到了惊人的3.5亿,经济总量也达到了当时全世界的1/3。
而且根据由北洋政府编撰的《清史稿》记载,当时清朝的耕地面积达到了800万公顷,折合于个人的话约每人4亩。
以上这些,大致就是人们称乾隆时期为盛世的主要原因。
但是要分析一件事物,单从这些看似庞当的数字来看未免显得有些草率。
戴逸教授曾在《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中有这样的记载:“当时一个中等家庭(相当于现在的小康家庭),每年的全部收入不过32两白银,而支出最少需要35两”。
也就是说,这样的家庭在乾隆年间都是无法保证生存的,更别提下等的贫民。如果要是赶上全年天气不佳,其收入来源只会更少,无奈者只能去售卖自己的儿女以换取银两。
当时访问清朝的英国使团更是有这样的描述:“在街道上,随处可见被人丢弃的婴儿。道路两旁、河道中央,随时都有可能露出一直苍白的小手。周遭的人们对此熟视无睹,仿佛那只是一只动物的尸体”。
这些就是对所谓“乾隆盛世”的真实写照。
占据世界1/3的经济总量,为何会是如此惨淡的景象?这还需要从另一方面谈起。
自封建王朝创立以来,整个国家就是以皇帝为中心的父权社会。简言之就是:“封建王朝是一小撮人对亿万人民的控制”。就是在这样的体系下,自古以来的财富便流向了这一小撮人的口袋,留给普通百姓的只是很少的一部分。
乾隆四十五年,一项制度的实施,更是加剧了财富的大量集中。
这一年,和珅向乾隆提出了“议罪银”的“改革措施”。经此二人的提倡和推广,很快便在官员中流传开来。
不过这项制度的实施并非简单的对官员进行有效的管理,而是乾隆为了满足自己的“小金库”设立的,这也就导致了罚俸数额的随意性。狡猾的官员为了迎合皇帝自然会选择交更多的银两,而皇帝收到钱财更是乐此不疲。
读过清史的读者都知道,乾隆时期的官员工资并不高,为了有更多的银子“孝敬”他们的皇上,他们只能选择一层层的剥削——巡抚剥削知县,知县便只能剥削老百姓。
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原本穷得叮当响的老百姓更是苦不堪言。
一位当时来访中国的外国人这样讲述道:“中国官员对于吃饭真是过于奢侈了。他们每天吃几顿饭,每顿都有荤菜许多道,而底层社会的人们,能发现有脸色红润的都是实属罕见”。
这也正如元代诗人所写:“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以上是“乾隆盛世”经济方面的讲述,如果要了解“乾隆盛世”的“盛名”,仅仅一方面是不足以论述的。
1733年约翰·凯伊发明了飞梭,英国正式揭开了工业革命的序幕,而此时距离雍正的统治结束还有两年。此后,“珍妮纺纱机”的发明,使英国再一次进入新的变革时代,而时任皇帝的乾隆进行了他的第三次南巡。
世界唯我之大的“乾隆王朝”,在新世界的变革中依然固守旧着他那套封建思想。
1783年,英国外交家乔治·马戛尔尼抵达中国,为乾隆带来了“新世纪的产物”:天体运行仪、帕克透镜、气压计、英制的新型马车等。(据记载,当时皇帝因为不能坐在车子前面以示威严,而对英制马车产生了极大的反感)
但是纵使如此的多的“新式礼物”,都没有一件能入得了“自大的乾隆皇帝”的法眼,他唯独对其中的一幅欧式字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在这之前还发生了一件趣事:为了迎接英国人的到来,乾隆皇帝特地整合了自己的军队,要在乔治·马戛尔尼一行人到来时展示下自己军队的威武。但是当乔治·马戛尔尼看到这些士兵的时候,暗暗笑出了声:“满是旧式的弓箭、大炮,与我们的火枪、重炮怎么匹敌”。
也正是因为这件事,乔治·马戛尔尼在这次访问中对清朝的军队有的深刻的了解,这为日后的那场战役提供了重要的军事资料。
黑格尔曾说过:“中国的历史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
是的,纵观封建王朝的历史,除了朝代一次次的更替,整个人民都从未能挣脱这腐朽的束缚。当然这不是乾隆皇帝的错,而是整个封建统治带来的弊端。
1799年2月7日,乾隆驾崩。
1799年12月14日,华盛顿去世。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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