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嘉靖年间，军队里有两位名将，一位是千古流芳的戚继光，另一位就是与他并称为“俞龙戚虎”的俞大猷。两者相比，戚继光的名气要大得多，俞大猷往往只是前者的陪衬，但俞大猷其实并不逊于戚继光。

俞大猷与戚继光的出身类似，父亲是明朝的小官，但俸禄很低，家里十分贫穷。俞大猷早年拜师王宣，学习《易经》，这为他后来自创兵法奠定了基础。尽管《易经》并非兵书，但俞大猷从中悟出了兵法术数如同人的五体，需要协调一致的道理。后来，俞大猷又跟随李良钦学习剑术，可谓文武双全。

俞大猷父亲去世后，家里没了顶梁柱，俞大猷只得放弃学业，继承了父亲百户的官职，后来中了举人才升任千户。

俞大猷在金门任职，这里的百姓未开教化，经常无事取闹，敌视官府，以往的官吏以严刑镇压，效果很差。俞大猷上任后，即以教化育之，减少了争端和诉讼。

俞大猷官职虽小，但眼光极其长远，当小股倭寇兴风作浪时，俞大猷就上书给提刑按察使司，请求重视海防。按察使看到是一个小小的军校，十分恼怒，竟将俞大猷打了军杖，还剥夺了他千户的武职。

嘉靖年间，蒙古人于北方大举南侵，边患十分严重，俞大猷尽管已经吃了越级上书的亏，但他仍坚持自荐，提出自己对于边防军事的看法。

兵部尚书毛伯温对俞大猷很重视，任命他为汀州、漳州守备。在这里，俞大猷除了与读书人举办文会外，还教士兵们剑术和棍法。

俞大猷著有《剑经》一书，尽管名为“剑经”，但讲的却是棍法和长兵器。俞大猷对棍十分推崇，认为它是兵器魁首。俞大猷的棍法强调“奇正相生”，以静制动，后发先至，利用敌人“旧力略过，新力未发”的时机，发动突击。戚继光对这本《剑经》推崇至极，称赞它是“千古奇秘尽在于此，近用此法教长枪收明效，极妙！极妙！”

俞大猷可不是只会纸上谈兵，他武器高强，尤其是棍法，当世无人能出其右。俞大猷曾听说河南少林寺僧人的棍法精妙，所以上山访问少林寺，并向僧人讨教。少林寺派出上千位精于棍法的武僧，让他们在俞大猷面前表演。

少林寺对自己的棍法信心满满，谁知俞大猷看完后却说僧人们的棍法没有掌握古武的精髓。武僧们自然不服气，就让俞大猷同他们比试一番。结果，俞大猷轻易就将武僧们击败。

少林寺向俞大猷请学，俞大猷认为学习棍法需要长年实战，所以就从少林寺中带走几位有潜力的武僧，让他们跟在自己身边抗击倭寇。

当时倭患愈发严重，俞大猷的兵力很少，连武僧都要上阵，他们在实战中不断磨练，武艺进步飞快。少林寺既可以修学武术，又能抗击倭寇保家卫国，还百姓一方净土，所以派出更多的武僧下山，到俞大猷的军营中与倭寇战斗。

俞大猷军中的少林僧兵不算太多，但他们都武艺高强，数十人为一组，给倭寇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以至于倭寇闻僧兵而色变。

除了武术，俞大猷对于战法也有着独到的理解。在江浙一带抗击倭寇时，明军将领往往认为倭寇来自于海上，善于海战，但俞大猷通过细致的观察，发现倭寇们以流浪武士为主，他们没有正规的军事训练，善于陆战，而不善于海战。

所以俞大猷别出心裁，招募水手，打造战船，组建水军。在后来的战事中，俞大猷的水军与戚继光的陆军相互配合，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调任北方抗击蒙古人时，俞大猷针对蒙古骑兵多的特点，又创造了兵车营战法。俞大猷设计独轮战车，画出草纸让工匠打造。这种战车造价低廉，使用简单，与骑兵一起配合却能给对方的骑兵造成巨大杀伤。

俞大猷利用战车将敌人骑兵部队击败，有官员将此事上报，自此以后明军开始设有兵车营。戚继光镇守蓟门的时候，正是借鉴了俞大猷的兵车营战法，通过兵车和骑兵相互配合的战阵，成功击败了蒙古人的骑兵。

俞大猷戎马一生，战于江浙、辽东两个明朝边患最为严重的地区，并成功打败了倭寇和蒙古，立下了汗马功劳。以战功论，俞大猷创造的战绩并不比戚继光少，大型战役上俞大猷还要多一点，而以官职论，俞大猷大部分时间其实比戚继光还要高。

《明史》记载：“大猷为将廉，驭下有恩。数建大功，威名震南服。大猷负奇节，以古贤豪自期。其用兵，先计后战，不贪近功。忠诚许国，老而弥笃，所在有大勋。”

可见，俞大猷是一位帅才，他眼光长远，不计较一时的得失，而谋划长久的大局胜利。

只是可惜的是，在明朝重文轻武的政治格局下，俞大猷如此优秀的帅才不为文官们所忍，不断遭到弹劾，一生中屡遭罢免，最后都是累死在任上，何其悲乎！

参考资料：

《明史》